再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武则天出生于广元》一文列举论据十余条目,但全是稗官野史和诗词传说之属。如开头便引用张邦伸的《云栈纪程》(笔记):“广元县南有‘黑龙潭’,武后母感溉龙而孕也。”既是传说,又带着非常浓厚的迷信色彩,难以使人赞同。“野史”有时是可以补正史的不足的,但它与正史的矛盾,必须得到恰当的解决。若武则天果真出生于四川广元(故利州),即令是她父亲刚刚迁任至此(贞观二年,公元628),她便出生,那么她贞观十一年十一月(637)被选入宫给太宗当妃子时,只有九周岁,这有可能吗? 而《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皆写明她入宫时为十四岁,二者相差5年,这一矛盾如何解决? 武则天死于神龙元年(705),《资治通鉴》写明享年八十二岁(《新旧唐书》则误差一岁,分别为八十一和八十三,概为笔误),以此二事上推,则皆是生于武德七年(624),亦和武后父初任利州都督时相差5年,这一矛盾又如何解决?     

“看朱成碧”下的爱情与野心——武则天《如意娘》浅探

《如意娘》是女皇武则天唯一的一首爱情诗,据考证应是她在感业寺时思念高宗所作。这首诗巧妙地运用了“错觉”“媚语”等写作手法,淋漓尽致地显示了武则天的小女儿心态,同时也是她重返皇宫的绝佳手段,展现着武则天爱情与权力的交织。     

“催”字的用法及其他——释《凉州词》中的“欲饮琵琶马上催”

<正> 前些年,在《文学遗产》上先后读到对于王翰《凉州词》中“欲饮琵琶马上催”一语和整个这首诗的不同解释。富寿荪同志认为,“‘催’字是作‘侑’义”,“此诗是写将士的豪情:葡萄美酒,夜光玉怀,而又有琵琶侑觞,于是兴高彩烈,尽情纵饮”(《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廖仲安同志则赞同把马上弹奏琵琶解为“催促征人出征”的说法,并说:“‘催’字在有的地方有‘侑’字之义,但在这里,恰恰不能作‘侑’字解释”(《文学遗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     

“薄”非“语助”辨

我国历代不少古文字研究者认为“薄”字可作“语助”用,如刘淇《助字辨略》说:“诗国风‘薄言采之’毛传云:‘薄,辞也’。……愚案:‘薄,辞也;言亦辞也。薄言,重言之也。诗凡言薄言,皆是发语之辞。”杨树达《词诠》则把“薄”定为“语首助词”。新《辞海·语词分册》在训释“薄”的词义时也列了“作语助”一条。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呢?下面想就我们研究的结果,谈一些不同看法,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薄”字金文作(?),《金文诂林》卷十二引容庚《金文编》说:“(?),从干,经典通作薄。虢季子白盘:(?)伐(?)(?),即《诗·六月》‘薄伐(?)狁’”。许慎《说文·(?)部》说:“薄,林薄也。一曰蚕薄。从(?),溥声,傍各切。”段注:“林木相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元稹“曾经沧海”的来龙去脉

元稹《杂思诗》五首之四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是一首悼亡诗,“曾经沦海” 这两句,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传颂的名句。这两个句子本有出处,它的原型出自于《游仙窟》。《游仙窟》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文成是张(族马)的字。张(族马)大有文誉。当时有人称赞说,(族马)文辞犹青钱,万选万中,因此被称为青钱学士。《游仙窟》是用第一人称写传奇小说,描述假想的恋爱故事,作者用“余”     

《伐檀》主旨探幽

两千余年来,经学家对《诗经·伐檀》的主旨“纷纷无定解”,但是半个多世纪来国内研究者几乎有了一致的意见。早在二十年代,顾颉刚说:《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胡适在《哲学史大纲》第二篇第二章中以及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把“君子”解作当时不劳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说:“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郭沫若也认为,《伐檀》是剥削者“阶级意识觉醒的反映”。四十年代,蒋伯潜也说:“伐檀之工人生活劳苦,富贵之家不劳而获,享受反丰,故作是诗以刺之。”五十年代,余冠英沿此说认为“这是一首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的诗”。以后,国内凡涉及此诗的有关著述,均采此说。笔者不揣谫陋,拟在本     

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

许浑是晚唐的一位比较有影响的诗人,时人十分推崇他的诗。韦庄曾激赏道:“江南才子许浑诗,句句清新字字奇。”然而,这座有价值的艺术矿藏至今开发得很不够。他的诗,有其鲜明的特色,宋人《桐江诗话》中早就指出:“许浑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国初士人云‘许浑千首湿’是也。”胡仔也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其实,他的诗不但“水”字用得特别多,波涛、浪花、雨露、霜雪……满眼都是。笔者统计了一下,《全唐诗》所收他五百三十一首诗中,用到“水”字的有二百首,用到“雨”、“露”等字的有二百五十一首,两者约占百分之八十五,真可谓一个湿漉漉的世界!这在诗歌史上不能不算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做一点探源工作是很有兴味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种假说,这对全面研究许浑的诗也许不无裨益。笔者认为许浑的佛教思想对“许浑千首湿”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诗人是高宗朝宰相许圉师的后代,虽出     

《金瓶梅》《笑笑录》之异问

一首小诗 ,把明代小说《金瓶梅》与清代笑话集《笑笑录》牵连在一起。《笑笑录》卷五载有《王姓诗》,诗曰 :　　三槐旧族实堪夸 ,听我从头说几家 :　　小二沿街敲鼓板 ,老八到处送琵琶。　　已无道士能降怪 ,剩有虔婆惯卖茶。　　地下若逢韩捣鬼 ,岂宜重问后庭花。　　严格地说 ,不如说诗是口口相传的顺口溜。诗前按语 ,谓是“旧诗”。惜未指明“旧”是何时 ,诗作者为谁。　　诗确是借《金瓶梅》之事 ,嘲王姓之人。嘲王姓谁某则无法指实。诗从嘲王角度 ,审视《金瓶梅》,启人新思路 :　　惯卖茶 ,一个“惯”字道出 :《水浒》《金瓶梅》中 ,王…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论通感与诗美

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多元的美感概括。 通感之于诗,我国古今均有见用。近年尤甚。这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流势。但因为文艺理论界忽视了对这一艺术手法的规律及其美学价值的探讨,以致一些运用通感手法写的诗,常被人斥之为“朦胧”、“晦涩”、“怪奇”,甚至定为“病句”,故有必要予以具体分析。 通感,在生活中 关于通感现象,应该说人们早已注意到了。 北宋词人宋祁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历来为人称道。清人李渔却不以为然。他在《窥词管见》中说:“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之也。‘闹’宁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针对李氏的观点,时人方中通曾予以反驳:“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红耳。诗词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但,什么是诗的“理外之理”?方中通也未讲出个所以然。     

韦应物《观由家》诗写于何时何地

韦应物田园诗代表作《观田家》为《古诗笺》等多数选本所选,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讲评了这首诗。傅璇琮同志在《韦应物系年考证》 (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说:“韦应物在滁州尚有《观田家》”,“其中有‘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西涧在滁州,韦集中屡见,可见此诗也当在滁州作,确切年月则未能确定。”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诗·周南·麟之趾》新解

《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一诗,因为歌颂的是“麟”,历代封建学者便认为它就是神话中的“仁兽”麒麟,从而对这首诗作出了许多牵强傅会的谬解。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诗经》研究者们仍未对这首诗的传统谬解予以澄清,并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麟之趾》诗中的“麟”并不是麒麟;即便说到麒麟,它原来也不是个神话般的动物;而《麟之趾》一诗非但不是宣扬神异祥瑞的诗,正相反,它是古人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首婚礼歌曲,或议婚时的贽礼歌曲。这一结论,是我们对《麟之趾》诗逐字逐句重新考证后得出来的。该诗全文是:     

“王伯舆”是王世贞的名字吗?

《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上载有朱星同志的《<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谈到明人王世贞的许多个名字别号。其中谈到王世贞又叫“凤升”,又叫“息庵居士”,“又叫‘王伯舆’,《弇州诗集》卷四十四中有一首通俗诗:‘有情痴故侄,无情黠亦尔;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这全是他自写,他在兄弟中行大,所以王伯舆也该是他的化名。这可给《大汉和辞典》作补充。”“王伯舆”并非王世贞的化名,原来这首看似通俗的诗也并不通俗,用了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一个典故。     

“穿山透地不辞劳”一诗究为何人所作

关于“穿山透地不辞劳”一诗的作者,曾广泛流传为冯云山。不久,刑凤梧和宋鑫二同志,在《‘穿山透地不辞劳’一诗非冯云山之作》一文中(载《学术研究》1979年第二期)考证:这首诗的作者是施耐庵。其实,这也是以讹传讹。我们现在看全诗:“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涧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据说,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创业时,经常赋诗以明志。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韩山文记录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经洪仁玕口头转述的“奉天讨伐此甘妖”一首。而这首“穿山透地不辞劳”,只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中,     

柳亚子诗何以成了郭沫若佚诗

顷读《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发表的乐祥让同志的《郭沫若的一首佚诗》,疑窦顿生。这首“七绝”并非郭沫若的佚诗,亦非“郭老书赠柳亚子的一首‘寄赠’诗”。恰恰相反,它是柳亚子写的一     

“可有香山乐府新”试释

陈寅恪先生题为《冬至日感赋》诗中云 :“文章堆几书驴券 ,可有香山乐府新。”①这两句诗是陈先生对他自己著述的评说。“书驴券”原典出自《颜氏家训》 ,据说 :“邺下云 :‘博士买驴 ,书券三纸 ,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 ,令人气塞。”②陈先生这首诗作于 1964年 ,此时他的著述除《柳如是别传》外 ,都已完成 ,而以“书驴券”比喻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宗教史等的论文 ,固有自谦之意 ,其实他主要是衬托后句“可有香山乐府新”。“香山乐府”指的是他笺释的白居易《新乐府》 ,由此足可见他对此项成果的重视。早在194 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