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就被各族人民奉为一种美德。遗憾的是,由于不适当地宣传“高消费”、“能挣会花”,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个传世之宝被冷落了,不提了,甚至被一些人鄙弃了——“都八十年代了,还要讲这个吗?”     

瑶族的习俗

1、历史 姓名和语言 自称“勉”的民族被其他民族称为“瑶”。它的全名自称是“Iu Mlen”(瑶人)。名称的第一部分写作“Iu”或“Yu”,但发音是“Ee—ye”,有些人认为“瑶”可能是这个术语的误用。在越南他们常被认为是来自中国术语“野蛮人”的“蛮”。     

意大利民族学中的几个术语问题

我至今使用“anthropology”(人类学)这个词,仍然是指它在英语国家中的通常含义。不过我必须强调一点,根据意大利的传统,无论是在正式的学术用语中,或者是在日常用语中,“人类学”都被理解为对于人类的生物学研究。因此,象英语表述中在人类学前面加上“physical”(体质的)这么一个形容词,对意大利人来说就是多余的了。在意大利文中,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相当的词,就是“etnologia”(民族学)。这个明显的区别已经根深蒂固,当意大利这门科学的第一个正式学会——“意大利人类学和民族学学会”于1870年建立时,几乎未加讨论就被接受了。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少数几位学者对这个术语提出异议。     

谈acculturation和enculturation的汉语译名

Acculturation和enculturation是西方文化人类学中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在台港学术界以及海外华人学者中分别被译为“涵化”和“濡化”。近年来,内地出版的某些译著也采用了这种译法。就个人理解而言,把acculturation和en-culturation分别译为“涵化”和“濡化”,虽能给人以典雅、凝炼之感,却未免有失于“信”,两相权衡,似不足取。     

种族隔离制的涵义及思想基础

一、种族隔离制的涵义“种族隔离制”(apartheid)一词在阿非利坎斯语中意为“分居”(separation)或者“区别居住”(setting apart)。在南非,这个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作为政治术语广泛使用,意为“每一个种族在其指定地区分别发展”。“种族隔离制”一词常常被错误地与“种族隔     

一个隐蔽地门户的守护者──关于不丹中西部的门巴人初探

门巴或门，在藏族文化中被广泛用于指有很少共同点的不同人类群体。阿里斯先生写道：在第八、九世纪的藏族文献中发现有和（时和a。”）这两种字形，后来这个词用于指与藏族人有接触的分布于喜玛拉雅山的各种群体。这个术语渐渐失去原有的特定意义，变为指“非印度、非藏人的南     

照进现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

国民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借助符号来“拟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抽象维度拉入现实世界,进而形成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呈现和照进现实的方式,它处于抽象与现实、本体与意识之间。具体来说,伴随着符号的创制与传播,附着于符号上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共同文化、价值体系、历史进程等被国民持续性地感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具象—想象—意象—形象的循环。在循环中,共同体意识融于国民的心理结构上,又再生产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公共知识,并将这些记忆和知识以符号的形式保存、传播和传递,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持续性地再生、凝聚、强化和铸牢。     

联合理论是否真能解释瑞士的情况

近来,布赖恩·巴里向联合民主学派提出了有益的商榷。这个学派由阿兰德·利法特和杰哈德·雷姆布鲁斯分别发起,旨在说明为什么荷兰、奥地利、瑞士和比利时这类社会分裂的国家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巴里认为,这个学派的成员混乱而错误地使用着关键性的概念——“和解”与“联合民主”。他说,“和解”(或它的更模糊的同义词“联合主义”)是意味着“协议”或“解决”的描述性术语。“政治和解”意味着政治活动家能够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巴里责备利法特把“和解”与“联合民主”作为理论性的术语,即     

国外语言规划理论流派和思想

一、引言某一社会中的语言使用问题往往会受到该社会成员的关注或干预,他们或者抱怨报纸编辑人员的复函语意含糊不清,或者倡导进行一种拼写法的改革,或者主张保险规则要用“大白话”来写,或者建议某一社区的教育体制应发挥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或者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培训法庭译员,或者提议某一机构应该研发国际通行术语,或者建议政府应该选定一种或多种官方语言,等等。在社会语言学中,这些问题均被囊括在一个统一的研究领域即语言规划当中。“语言规划”这个术语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引入学术界的(Haugen,1959),该术语是指…     

半农半猎氏族公社

各占一个单个村子的典型氏族公社在非洲很少见到。遗憾的是,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被苏联和外国许多学者所采用的术语掩盖了。他们把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都用同一术语“氏族”或“克兰”来称呼。操英语以至某些操法语的作者,都用“克兰”一词称呼图腾崇拜的氏族、父系姓氏、古老部落、公社型或公社阶级混合型的许多其他组织。我们认为在许多场合可以保留这个术语,因为它在我们的资料中占很大比重。但这里,带引号的“克兰”我们只用来限制其社会实质,而不带引号的克兰则用来表示某些有氏族形式、但不具有阶级实质的社会组织,如沙俄克兰、苏格兰克兰、爱尔兰克兰、拉吉普克兰、日本武士克兰和中国克     

部落的概念

“部落”这个术语的印欧语词源法语的“部落”(tribu)和英语的“部落”(tribe)来源干一些表明远古印欧人制度的语言术语:拉丁语的 tribus,安布利亚语的 trifù或希腊语的 phule。最初,这些概念都是些经验的概念,随着印欧语系诸民族的发展,它们具有了不同的涵义;不过,就它们最早的词形而言,都意指存在于这些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组织。印欧语的“部落”即是城邦国家产生以前存在着的一种最大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它包括着一些较初级的社会单位,从     

20世纪历史地理研究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更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自20世纪“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全面认识此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对此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认为20世纪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突出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避免“中国本部”陷阱,从地理上完整理解“中华民族”;第二,打破长城区隔,赋予中华民族完整的地理空间;第三,《中国历史地图集》廓清“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衔接,为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完整地理依据。文章结合时代背景,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20世纪前辈学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完善“中华民族”概念的贡献,充分说明民族与地理密不可分,只有将历史、民族、地理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及其地理基础。     

东苗、鸭子苗与东家人：贵州畲族的历史演变

贵州畲族在1996年被识别为现有民族身份之前被称为“东家人”,史称“东苗”。据史籍记载,东苗源自唐代的“东谢”,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后,部分江西人进入黔地,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他们也因为擅长养鸭而被称作“鸭子苗”。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东苗的住居地渐向黔东南区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且多与汉人杂居。其间他们与“鸭子苗”完成融合,被人称作“佟苗”。贵州畲族历史演变及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     

论社会主义民族

一股左倾的风暴,于公元1964年猛烈袭击了民族理论战线,一些民族理论问题被粗暴地批判了。其中,“社会主义民族”的理论,被批判为鼓吹“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理论。“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理论更是被鞭答得遍体鳞伤。社会主义民族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今天,必须重新砰价、彻底澄清。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民族工作过去的30年,而且,对新时期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工作都有着现实的重要意义。     

中国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它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和政治化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考察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和“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概念，已在新时代演化为中国学术、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研究发现，这个概念的提出、传播及政治化，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政治化使其从最初仅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描述性概念，发展为在学术、新闻、教育、政治领域同时使用，兼具描述性、规范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概念。相比“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既能把由我国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含义和价值导向更为清晰地表达出来，也能把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结构之国家民族的含义，和“一体”对“多元”的统摄性、“多元”对“一体”的支撑性表达出来。它蕴含的思想、实践引导动能的释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要以其作为核心概念、理论基石重构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发展

通过对周汉魏晋“故事”的效法进行政权构建,是十六国北魏统治者施政中的一项重要策略。中华“故事”成为其制度建设的范例、决策制定的依据、凸显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在十六国北魏君臣的言辞与施政中,相关制度惯例被广泛选择和普遍运用,这既是其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体现。对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经验开展研究,可有助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俄罗斯этнос(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理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却忽视了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术语“族群”、“族群性”等同出一源的俄语术语。本文在对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этнос、этничность和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与相应的英语术语ethnos、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进行源流、释义对比分析后指出,双方学术观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理解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术语指“民族(或族群)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示民族(或族群)实体的术语不同,俄罗斯学者用этнос,西方学者用ethnic group;(2)俄语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特指民族的亚体或部分少数民族,而英语的ethnic group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     

阶级社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氏族组织

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仍然保留着一种十分明确的倾向,即否认阶级社会中有可能存在氏族组织(至少是这种组织的活生生的、“非残存”的形态)。自本世纪30年代末起,我国学术界就把氏族看成仅仅是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而且一度把它只和原始时代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氏族制度”这一概念甚至被看成是原始社会形态的同义语),其结果是“氏族”这个术语本身对研究阶级社会的人来说似乎已经成了禁忌语,而那些相对发达、显然并非原     

"单位制"对维吾尔族传统社会结构影响的一些思考——以新疆巴州煤矿的个案分析为例

国家的权力与意志向民间社会的渗透是当前“国家建构”过程当中需要探讨的“时代主体”,对其的学术研究也比较多见,该层面的研究用现今比较时髦的人类学术语来讲就是“底边社会”中的“国家在场”。这个问题的学术和应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在此以自己出生成长地为例,欲从单位制的层面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政治、权力体系(尤其是科层制)如何对维吾尔族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