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贬居黄州期间词多诗少探因

相对而言，在苏轼一生的创作历程中，贬居黄州期间是他作词最多而写诗最少的一个时期。本文主要探讨苏轼居黄期间词多诗少的原因：一是受“乌台诗案”的影响，因许被祸，心存余悸，不敢多写诗；二是受当时词体观念的影响，因词属游戏文字，作“小词不碍”，故常用词体来渲泄其人生苦闷。     

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

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被贬黄州的苏轼惮于做诗为祸,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他视为"小词无碍"的创作中,致使其创作发生了由诗而词的重大变化.但因为那场文字狱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前期的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重要转换.     

人生交响曲中的双重旋律──论苏轼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和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

苏轼在朝为官,直言谠论,主张推行仁政,重视民心;任地方官时,爱民如子,政绩卓著。仁政爱民的思想是贯穿苏轼一生的一条主线。苏轼从小就具有浪漫气质。乌台诗案后,他更以老庄哲学修补自尊、自信,构筑一个新的超脱的精神世界。惠州、儋州之贬后,他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稳定的心智。这种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是贯穿苏轼一生的又一条主线,它与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并行不悖,构成苏轼人生交响曲的双重旋律。     

苏轼在湖州

苏轼对浙西一带情有独钟。他曾数次到过湖州,并在＂乌台诗案＂前任湖州知州三个多月,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文创作。从苏轼在湖州的政绩、交游与诗文创作三个方面可见其在湖州的清晰行迹。     

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几种刊本

苏轼“乌台诗案”,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论苏轼黄州词强烈的主体意识

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的苏轼,经历了他人生中尤为重大的转折,他对过往的人生进行了深入了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灵得以提升,他的文学才情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示。在他的词中,主体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本文主要从主体意识的寻觅、主体意识的坚持和主体意识的升华三个方面来分析苏轼黄州词主体意识的强烈这一特点。     

历史上最早的“希望工程”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提到他,大家首先会想起他多次被贬后所著大量诗文,但他曾于被贬期间兴办最早的"希望工程",恐怕鲜有人知。苏轼最后被贬于海南的儋州,这也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所遭遇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贬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乌台诗案"改变了苏轼的政治命运,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使词在文化品格和文化层次上发生改变,得以与传统的立志之诗并驾齐驱.实现了黄州词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如何看待苏轼的“以诗为词”,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如何认识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谪黄期间的创作是不是他创作的高峰?一百五十多位教授、学者、书画、文博工作者聚集黄州,举行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问题。有人认为,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变”,即“以诗为词”。它既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因缘于苏轼自身的人格精神。词在开创之初,本和诗同宗,区别不大。后来逐渐形成了婉约的风格,以致产生了“词别是一家”     

简说《前赤壁赋》的主题

《前赤壁赋》创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即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元丰二年(1079),苏轼遭到御史何正臣、李定、舒亶的诬告,坐了五个月的监牢,几乎丢了性命,史称“乌台诗案”。由于许多正直朝臣尽力疏救,神宗皇帝也可怜他有文采,他才终于获得释放,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苏轼政治上受歧视,行动不自由,“不得签办公事”,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从《前赤壁赋》看苏轼与佛学

《前赤壁赋》,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于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作。乌台诗案是北宋一起有名的文字狱。案发于元丰二年(1079)七月,同年十二月底结案。作为乌台诗案指控主要依据的《苏子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论张祜的宫词乐府和山水寺庙诗

张祜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宫词乐府与山水寺庙诗两方面。他写开元、天宝遗事的宫词可分为颂歌、伤感、讥刺三类 ,三者有机统一 ,具有“诗史”的价值。写传统题材的宫怨诗则笔法细腻 ,已逗露出“曲子词”的气息。乐府受南朝乐府民歌影响 ,现实性不强 ,游离于“新乐府运动”之外。他的山水寺庙诗 ,借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唐诗的分类 ,可以分为“盛唐体”、“大历体”、“晚唐体”三种风格 ,三种风格是他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的写照     

苏轼《寒食诗帖》与黄州地理空间所孕育的美学意涵

黄州时期是苏轼在"乌台诗案"受挫后的重要生命历程,苏轼于黄州书写的《寒食诗帖》联结了他的人格理想与对内在精神超越的追寻。此书帖在创作上,于技道相参、主客交融的灵性交感时,其作品所蕴含的意境,可让我们洞悉创作主体内在复杂的心理变化,以及其深层的生命意涵。透过作者诗文书帖的视觉呈现,我们可以了解苏轼在黄州其心灵世界得到提升后,于深刻的反思与观照中所孕育的美学意涵,为观者提供了一幅苍凉而清寂的文学艺术图景。     

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如何看待苏轼的“以诗为词”,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如何认识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谪黄期间的创作是不是他创作的高峰?一百五十多位教授、学者、书画、文博工作者聚集黄州,举行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问题。有人认为,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变”,即“以诗为词”。它既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因缘于苏轼自身的人格精     

乌台诗案纵横谈(续)

《乌台诗案》一名《乌台诗话》(见《眉山诗案广证》卷 2 ) ,却有悖于“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的“诗话”传统。但换一种眼光来看 ,诗案中有时涉及作诗本事 ,有时供出诗作或某些诗句的用意 ,则“论诗及事”、“及辞”还是时或有之 ,只不过作者多半迫于外力言不由衷罢了。因此 ,《乌台诗案》实在是一种“变形”的诗话。关于诗案供状迫于外力言不由衷 ,前文已有所触及 ,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以见其荒唐可笑。《和李清臣韵》云 :“羞为毛遂囊中颖 ,未许朱云地下游。”前句姑置不论 ,后句用了一个典故 :“朱云 ,汉成帝时乞斩张禹 ,汉成帝欲诛之 …     

苏轼早期至黄州时期的记体文研究

“记”是文体中很重要的一种,本来主要用以庆贺庙宇、书斋、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落成,或纪念作者生命中的某一件事.但在苏轼手中,“记”成了他思考的工具,包括自我认同、作者和外界的关系、佛教思想和实践的种种争议、对绘画的理解、收藏书画所遇到的问题、行政策略的选择、通往知识的途径等.苏轼早年灵活地应用记体,熙宁年间拓宽记体的内容,他的记体文在乌台诗案中被他的政敌曲解成为迫害他的证据之一;而苏轼被贬到黄州后,他又用记体文表达他对新环境和作为逐臣的认知.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

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完备、详赡的苏轼年谱,详细考论了苏轼一生的出处行藏。同时还首次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年,成为后来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的编年基础。《总案》在作品编年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文诰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而后人往往盲从王氏,一再沿袭其错,故有必要对《总案》进行辨误工作。试举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词各一首,作尝试分析,重新编年,以见《总案》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