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朴归真——浅论《汤姆·琼斯》中的同名主人公

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在道德寓义上,《汤姆·琼斯》都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小说。尽管这部小说在结构和情节繁衍两方面都执泥地沿袭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它在本质上仍是一部旨在规劝世人弃恶从善的寓言。作者亨利·菲尔丁对人的个性细针密缕的描写极其成功,堪称是继《堂·吉诃德》之后最富有生命力的“流浪汉”小说之一。     

唐代精怪小说谐趣的发生动因

精怪属于民间信仰范畴,进入唐代小说的精怪形象不仅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其富有戏谑的精怪形象描绘同时还丰富了唐代小说的艺术表现。唐代精怪类小说作品产生谐趣的动因有二:一是叙述者在文学表现手法上的刻意选择,一是心理因素上的双向认同。后世如《西游记》等作品,从唐代谐趣类精怪小说中撷取了一定灵感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浅论《晏子春秋》中小说因素的体现

作为文体意义上的小说虽然产生较晚,但是作为小说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小说凶索的产生却是比较早的。早在先秦时期,诸予散文、历史散文中都或多或少蕴含着小说冈素。《晏子春秋》以叙事为宗,集中记录了春秋时期齐国晏婴的言行及生平事迹。《四库全书》认为它“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由于该书在流传中多有散佚,在后世对它进行的辑...     

论赵树理小说语言修辞美

赵树理小说,美的语言修辞材料,美的语言修辞方法,形成美的语言修辞效果.由于赵树理对语言修辞材料和修辞方法的成功驾驭,形成了赵树理小说语言的独特的修辞美学,产生了富有独创个性的修辞效果--幽默风趣之美,朴实自然之美,含蓄隽永之美.     

浅析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意识流手法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在现代世界文学史上无疑是最富有实验性与创造性的作品之一。小说刻画了一个曾经显赫的密西西比州杰弗生镇的康普生家族自内战前即开始的衰败。《喧哗与骚动》不仅是第一部真正的美国意识流小说,而且还是一部在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上对英国意识流小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作品。     

试论哈代小说结构的戏剧性特征

哈代的小说,在形态上存在着对其他门类艺术的借鉴、兼容乃至潜移倾向。本文以威廉·阿契尔的"戏剧"理论为根据,着重探讨戏剧艺术在哈代小说结构中的运用。本文作者认为,哈代的小说在结构上存在着对戏剧艺术的借鉴,他的小说结构富有戏剧结构特点。哈代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戏剧艺术中的"冲突"、"激变"等技巧,以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使读者由此获得视觉、听觉和感觉的多重效应。     

小说与诗歌艺术的交叉与融合——论卡尔维诺小说创作的诗化追求对王小波的影响

在西方评论界,伊塔洛·卡尔维诺被公认为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意大利作家。在小说的诗化方面,他将诗歌艺术运用于小说创作,打破了二者间的界线,实现了二者的交叉与融合。这一创作追求对中国作家王小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诗歌中富有音乐感的节奏、韵律运用于小说创作;二是语言的诗化;三是让诗歌直接进入小说创作。     

施蛰存: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

在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施蛰存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小说创作,表现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将人物的心理过程展现得细腻曲折而富有层次,对人的无意识领域的把握和分析堪称独步,是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     

“及物” 或“不及物”——夏商小说的表演意识与结尾艺术

在其他艺术目标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小说家往往追求阅读的效应,绝大多数的小说家期待更多的读者.因此成功的小说常常是一种招引结构,虽然它是用来阅读的,但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门隐性的表演艺术.夏商小说的表演性特征、它们的表演意识体现和落实在小说的总体结构安排上,尤其体现在夏商一部分小说结尾的艺术处理上.夏商小说的这种结尾安排艺术,既是一种美学用心的实现,也是一种"抓人"艺术的展现,它使读者在小说的最后获得最佳的"观赏"效果的同时,对全作品产生一种回味的欲求和体验,这种安排同时也是一种生命的苦难、伤痛的宣泄,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探究与沉思的要害之崭露,因而这种安排也是一种思想表达行为的设计与实现.     

类型成规与价值诉求

小说类型的本体论视城内,成熟的小说类型不仅表现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以叙事语法为表征的富有形式感的伟大成规,而且在于成规背后的富有空间意味的民族性或地方性智慧结晶价值蕴含.小说类型的生成和价值取向的生成是双向步,且彼此规约的.小说类型的魅力在于人类价值具体的形式化.价值一旦在具体小说类型中获得了基本语法和程式,自身则隐匿起来,而价值表达式则催化出相应的精神场域和情绪氛围,给读者带来长久的类的审美期待.当今价值多元化时代,呼吁小说类型的多样化,以适应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审美诉求,这是小说繁荣的基本标志.     

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

《毛诗传》：“升高能赋”，国语“瞍赋”两条，历来都认为是指赋诗。本文从先秦文学由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的发展过程出发，认为这两条文献中的赋，很有可能是指早期的口头创作的赋。从而推测在苟、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     

傅玄诗歌情感处理方式及艺术手法评述

傅玄诗歌很少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多用代言体,且往往堆砌意象,侈陈物色,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情感。这种“力柔”的倾向,其实也是整个西晋诗歌的共同倾向,呈现出西晋时代精神的苍白和柔弱。同时傅玄注重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正是西晋诗歌共有的“采缛”的时代风气。傅玄的文学观念,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落后的,而是在模拟中追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突破,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求变的倾向。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浅析杜甫信奉道教的原因

关于杜甫与道教的关系,争论颇多,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认为杜甫对道教信仰的虔诚比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种否认杜甫信道,认为道教仅仅给杜诗增添了斑斓的色彩。从杜甫的诗赋入手,以杜解杜,继而得出杜甫有崇道行为和道教信仰,并从时代风气、个人心结、坎坷遭遇、多病身躯几个方面剖析了他信奉道教的原因。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题、编年考订

杜甫诗歌系年,一直是杜甫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宋以来,研杜者对诗歌编年都作了不遗余力的编次工作,然有些诗歌编年,终是诸家不一,影响诗歌解读。文章对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编年予以考述,以为诗乃天宝十三载秋后,老杜仍居下杜时所作,而非天宝十载,更非广德年间诗。     

厚积出新 蕴赋史于评注 言而有征 拓《赋彚》乎选篇——读《历代赋评注》

《历代赋评注》具有三大特色:厚积、出新、蕴赋史于评注。旨在创新,赋予新的时代特色,结晶人们对辞赋新的认知,新的理念,结晶前哲、时贤治赋的心得和新的科研成果,荟萃名篇佳作,从而,使其成为既是集大成的里程碑,又成为能启迪新探索,激励学者长足奋进的新平台。这些,都充分体现于《历代赋评注》的选篇和评论之中。这正是《历代赋评注》"选者的眼光"和学术效果。     

闲情赋"劝百而讽一"原因试探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以闲情为主题的赋都具有"劝百而讽一"的特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前人皆认为是由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礼教原则的束缚.然而事实上,汉末魏晋时代是一个儒学崩溃的时代,反礼教蔚然成风,士人普遍重情而又以理节情,这说明闲情赋的"劝百而讽一"并非是"以礼节情"的结果,而是个体生命的本能冲动与有利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欲求内在冲突的表现.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中的辞赋成分比较

《金瓶梅》崇祯本对词话本中的赋体文学因素进行了颇具色彩的二度创作。本文以词话本为底本,通过对崇祯本删除赋、新增赋和共有赋的分析,揭示出伴随小说发展,以赋为代表的它类文体在辅助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规范化和雅化趋势。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