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公逆编钟与周宣王伐楚

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楚公逆编钟 ,对于研究周宣王时代的周楚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编钟内容进行了考释 ,并对周宣王时期的周、楚关系以及晋侯墓地出土楚公逆编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 ,认为是由于周宣王时方叔伐楚所得 ,后因晋侯伐戎有功 ,由周王室赐与晋穆侯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区域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     

殷墟墓葬中青铜生产工具组合的初步研究

自1928年殷墟开始科学考古以来,殷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种类丰富,数量较多,是当时中国能够制造的最先进的工具。本文重点考察殷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的种类、数量及组合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揭示殷墟青铜工具组合是以木工工具为主的组合,并着重论述青铜工具在殷墟墓葬器物组合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特征

学界对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其特征的认识却缺乏专一而全面的论述.在分析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特征的不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比青铜时代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不同地区青铜短剑的特征,归纳出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具体特征.     

青铜文物保护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介绍了青铜文物保护的研究现状 ,对已有的青铜文物保护技术进行了分析比较 ,指出其优缺点 ,重点介绍了BTA和AMT两种缓蚀剂 ,并且指出青铜文物保护研究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编钟“堵”“肆”问题新探

先秦编钟以“堵”与“肆”为组列之名,确无疑问,传世文献和铜器铭文中都多次提到,但它们各自所指的数目与相互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力图弄清又聚讼不决的难题。最近几年出土了好几批套数完整的编钟,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下面我们结合文献、铭文以及实物的出土情况,     

论西周早期燕侯墓出土青铜面饰的功用

出土了青铜面饰的西周早期燕侯墓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墓号为1193号,该墓随葬的青铜面饰有4件人面饰与5件兽面饰,该墓还出土了青铜重器克罍、克盉,其上面都发现了重要的铭文。这些青铜面饰曾被认为是用做盾饰,该说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该墓地出土的同类青铜面饰的考察,并结合边疆民族学调查资料来论证该西周早期燕侯墓所出土青铜面饰实际是用做面具的,应是墓主生前主持祭祀礼仪所使用。周初最高统治集团的迷信程度十分严重,甚至直到春秋时期,祭祀仍为国家的重要规制。西周早期燕侯墓随葬的青铜面具既是艺术珍品,也是神权之象征。     

“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

"美金"、"恶金"二词,出自《国语》等先秦古籍。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用以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具的"恶金"是指铁,并以此论证春秋时期的冶铁和铁器发展水平。然而,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兵器不仅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春秋铁器中大量是贵族用品或发现于贵族墓葬,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和区分。鉴于当时人工冶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属仍然主要是青铜,可以认为,"美金"和"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     

后记

12月2目的下午，我从三星堆博物馆采访出来，一路的车途中，满脑晃荡的竞是青铜人面像。     

青铜文明与女性民俗--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再认识

作者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史前时期在云南存在过的青铜文化及其所显示的青铜文明进行思考,通过青铜文化中所表现的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女性在环境、生计、物质文化创造、贸易、宗教祭祀、乐舞娱乐等方面作用的揭示,展现由云南女性先民所创造的女性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商代青铜兵器著录、考释和考古资料不断公布 ,通论性及综合性论著陆续发表 ,专题性研究丰富多彩 ,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随枣走廊两周时期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以该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为根据

随枣走廊是两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之重要地区。该地区出土的两周青铜礼器涵盖西周早期到战国,且数量丰富、类型多样,能够全面表现出当地的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具体来看,两周青铜礼器组合和型式的演变表明,该地两周时期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转变十分显著,总体经历了由中原文化到楚文化、再到秦文化的基本发展过程;青铜礼器组合的差异,则反映出该地区贵族社会的组织结构,表明当时该地存在诸侯、大夫、士等社会阶层。     

新疆呼图壁县石门子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本文对新疆呼图壁县石门子墓地出土的27件铜器进行了材质和制作工艺分析，初步探索了这一墓地所出铜器的技术特征。该墓地出土铜器材质以锡青铜为主，但制作马具时明显使用了更高质量的原材料；铜镞的材质却参差不齐，并出现含砷不高的铜器，表现出多样化的来源；器物制作采用了铸造和热锻两种工艺。本研究为深入揭示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青铜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齐国青铜艺术新探

纵观各个历史时期的齐国青铜器,无论是不拘一格的造型艺术,还是丰富多变的装饰艺术,都充分体现了齐国青铜艺术的成就,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其地域特色和艺术风格表现尤为突出。大量出土的齐国青铜器,以广泛的题材内容、不拘一格的造型观念、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为后世了解齐国青铜器的发展历史与艺术风格,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丰富多彩的齐国青铜艺术,作为中华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和发展我国青铜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玉之路与欧亚世界体系之形成

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东西方确实已有交通,有人称之为史前丝绸之路,事实上,此乃玉石之路或青铜之路。文章扼要论述丝绸之路上金与玉文化及其互动关系,真正阐明丝绸之路的由来和意义,加深我们对人类迁徙和东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认识。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玉石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和欧亚大陆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历程。     

汉乐府三题

汉乐府三题于迎春一乐府的设置不自汉武始１９７６年，秦始皇陵出土了错金银青铜编钟一件，钮上刻小篆体“乐府”二字，①明确无误地证明了秦朝即有“乐府”机构。广州南越王墓又有铜铙一套八件出土，皆铭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字样。这“文帝”当指南越文帝，不指汉...     

东周时期古式青铜罍与华夏边缘的族群认同

在形制和装饰方面具有早期特征的32件古式青铜罍,可以划分为圆肩、折肩两类,二者分别以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西周中期的同类青铜罍为原型进行了仿制。古式青铜罍的时代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分布于范围广阔的华夏边缘地区,构成了一条新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结合“华夷之辨”的历史背景与族群认同理论,古式青铜罍可视为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标志”。古式青铜罍象征着更加久远的时代,因而同时具有“超越本地”和“超越现实”的价值属性。古式青铜罍主要为社会上层所拥有,是东周时期华夏边缘地区存在“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考古学证据,社会上层通过古式青铜罍等物品所代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权力来实现其“领导策略”。     

试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两类青铜文化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古代阿勒泰地区存在着两类青铜文化遗存:克尔木齐早期遗存和库希遗存。克尔木齐早期遗存主体年代范围很可能在公元前2千纪初至公元前2千纪中叶之间;而库希遗存的年代与境外的卡拉苏克文化的年代相当。从这两类遗存的总体特征来看,都与境外的相关文化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的形成与境外的同时期青铜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管见（上）

本文围绕着三星堆出土的兽面、人面、人头像、立人像、鸟形制品、青铜礼器等展开了讨论,并对鸟和人关系、青铜器技术的传来等问题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