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观照下《诗经》研究的新收获——评刘精盛博士《诗经通释》

自汉以降,解释《诗经》、研究《诗经》者代不乏人。有清以来,人才辈出,名家蜂起,著作汗牛充栋,灼见丰赡,蔚为大观。毛《传》、郑《笺》、孔《疏》、《尔雅》、《说文》固为解诗之本,而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陈奂《诗毛氏传疏》、方     

《毛诗正义》串讲的体式与方法

本文对作为《毛诗正义》主要训解形式之一的"串讲"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串讲主要是对经、序的串讲,并有其具体的体式与方法。本文试将串讲经义的体式与方法归纳为传笺文字结合;对传笺的补充添加;尽量与经文文字对应,语气一致等。将串讲序义的体式与方法归纳为点明篇章主旨;点明诗歌排序问题;点明诗歌创作缘由;指出经序对应关系等。力图尽量反映《毛诗正义》串讲的面貌,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毛诗正义》的训解及唐代的诗经学。     

《诗》“采采卷耳”新解——兼论《诗》无动词重迭式

<正>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句中“采采”这一复词,历来注释家和语法学者多有解作动词迭用的。 1、毛传:“采采,事采之也。” 2、郑笺无注。 3、孔颖达《毛诗正义》申述传意,解“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为“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满此顷筐”。 4、朱熹《诗经集传》:“采采,非一采也。” 5、陈奂《诗毛诗传疏》:“古采事同声。《尔雅》‘采,事也’。云‘采采, 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 6、余冠英同志《诗经选译》根据古注,译“采采卷耳”为“东采西采采卷耳”。注释家既把“采采”训为“捋取”之“采”的造用,语法学者也就把“采采”解作动词的重迭了。     

论“毛传”、“郑笺”的异同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的是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约五百多年(公元前1066年至前541年)间的诗作。秦汉之际,鲁人毛亨开始为这部诗歌总集做诂训,是为毛传;后人把附有毛传的《诗经》叫做“毛诗”。东汉人郑玄又为“毛诗”做注解。因为郑玄做的注解有阐明、补充、订正毛传的意思,所以他的注解叫做“笺”。毛传、郑笺是《诗经》最古最有权威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两种注释,它们一直为我国历代注释、阅读、研究《诗经》的人所推崇。毛亨去《诗经》时代不远,汉语口语或书面语言发展变化都还不大,因而毛传注文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生态世界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状况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有不少人既是学者,又是老师,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传授给学生,文脉赓续,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孔颖达主撰的《毛诗正义》,具有里程碑式的杰出《诗经》学成果.《诗经》所开创的现实精神与比兴艺术优良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唐诗“丰神情韵”的思想与艺术精神.     

朱熹论风骚

朱熹一生可谓著作等身,除了几乎遍注儒家经典外,还写有大量序、跋、书、奏、碑、铭等杂著。《四部备要》·《朱子大全》收录他的诗、赋、乐府分为十卷,多达九百多首。作为哲学家的朱熹,研究者不乏其人,作为文学家的朱熹,颇受冷遇。本文拟就《诗集传》、《楚辞集注》及有关论著,略谈朱熹在《诗经》、《楚辞》研究方面的贡献及其风、骚见解得失。一从毛诗经郑笺到孔疏,由汉至唐五代,历经千年,经生儒士无非沿着既定老路,踩着前人脚步做些添枝加叶,修补润色的工作,除了进一步加强经解的一元化外,《诗经》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重要的《毛诗》名物训诂之作,但至今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齐民要术》、《经典释文》、《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此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献为基础,探索这些引文之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文本编纂形态问题。诸文献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并非一书。《齐民要术》、《艺文类聚》等书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是经传笺疏合钞本,而“陆机《毛诗疏义》”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均为单疏本。“陆《疏》”辗转钞存于各种《毛诗》义疏、类书、农书等著作中,各种抄写系统相互影响,已经很难以“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去辨析其文字了。     

《诗经·周南·螽斯》主题辨

《诗经·周南·螽斯》主题辨龙建春《诗经·周南·螽斯》的主题，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三：韩诗认为是歌颂贵族子孙贤良（《韩诗外传》卷９），齐诗认为是歌颂贵族的子孙众多（《后汉书·苟爽传》），毛诗则认为后妃“若蠢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毛...     

郑玄《注》《笺》中诗说矛盾原因考析

郑玄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常常引用《诗经》。若《三礼》中引《诗》,郑玄也大多作了解释。但是郑玄《三礼注》中的诗说,却和他后来作《毛诗传笺》时的诗说颇多矛盾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据唐孔颖达说,是因为郑玄“注《礼》在先,未得《毛诗传》”。孔颖达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郑志》中郑玄答炅模问曾说:“注《记》(案指《札记》)时,执就卢君(案指卢植),后得《毛传》,乃改之。”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契阔”考释

“契阔”考释戴萤《诗经·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中“契阔”一词，众说纷纭：（一）勤苦也。这是毛传的解释。《正义》引王肃曰：“言国人室家之志，欲相与生至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俱老。”（二）离合。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     

对《诗经之役车》一文的商榷

翟相君同志所作《诗经之役车》一文(以下简称翟文),对于拙著《毛诗车乘考》,有所议论,重承见知、微言清酬,用共商榷.一、关于“役车”在诗经中仅出现一次,不得称通名,以及不应作为甲项诸问题.按《毛诗·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役车其休”.郑笺:“庶人乘役车;役车休,农功毕,无事也”.     

朱熹《诗集传》判断句研究

南宋朱熹《诗集传》是《诗经》注释史上第三座里程碑,其注释语言大量使用判断句,形式多样,语义关系复杂。文章从《诗集传》判断句的形式、构成成分及语义关系三方面展开共时描写。同时,与汉代的《毛传郑笺》和现代的《诗经注析》中的判断句进行历时对比,以揭示判断句的发展轨迹。     

朱熹《诗集传》判断句研究

南宋朱熹《诗集传》是《诗经》注释史上第三座里程碑,其注释语言大量使用判断句,形式多样,语义关系复杂。文章从《诗集传》判断句的形式、构成成分及语义关系三方面展开共时描写。同时,与汉代的《毛传郑笺》和现代的《诗经注析》中的判断句进行历时对比,以揭示判断句的发展轨迹。     

戴震《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比较

《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分别为戴震早年以及中晚年治诗作品,二者相较可以发现,戴震前后诗说大同小异:二者均遵循“思无邪”宗旨,以铺陈诗教的思想说诗,诗说中的契合处颇多;在摆脱旧说附会、关注三家诗以及整饬行文上,《杲溪诗经补注》比《毛诗补传》更显得成熟。戴震与朱熹均有不同时期的治诗作品,戴震治诗思想的一贯性与朱熹治诗思想的反差性,分别源于各自不同的诗学背景。     

宋代学风变古中的《诗经》研究

一“《诗》有四家,《毛诗》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诗经》的研究到了宋代,的确出现了一个颇为热闹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标志之一是:有关《诗经》研究的论著骤然剧增。《汉书·艺文志》经部诗类14部416卷,《补续汉书艺文志》诗类13部,《隋书·经籍志》诗类(合亡佚书目)计76部683卷,《旧唐书·经籍志》诗类30部313卷,其中除孔颖达《毛诗正义》外,均属前代遗书。《新唐书·     

《诗经》衣物考略

《诗经》名物研究最早是毛亨的注释,魏晋时期的陆机在毛亨对《诗经》注解的基础上著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诗经》名物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今以《毛诗注疏》为文本依据,从制成、弁冠、履及政礼婚丧等方面稽考《诗经》中衣物的相关部分。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诗经·卷耳》重新解读

文章从《诗经.卷耳》的文本入手,一方面以地下考古成果,对《卷耳》所用器物进行考证来推断《卷耳》的创作年代;另一方面考察《卷耳》篇章结构,以及此种篇章结构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