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体系下的“术”——对韩非“术”的重新认识

术是韩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韩非的术常常被认为是国君凭借自己的聪明而实施的阴谋诡计,是国君以私意治国的手段。但事实上,韩非的术并不完全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阴谋权术。而是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则和标准。作为术思想主体的刑名术和无为术都体现了这一点。总之,韩非的术是对法的补充,同时也继承了法的基本精神,术的灵魂即是法。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藏汉民族对土族宗教信仰的影响

在先秦政治思想家中 ,韩非以批判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主张“法治”而著称于世。笔者认为 :利益观是韩非思想的逻辑起点 ,也是其政治体系的价值准则 ;利、威、名是韩非思想的核心机制 ;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论先秦法家体系的“势”

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体系的完成者.这一体系中,法、术、势是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韩非关于“势”的理论,学术界认为是对慎到“势治主义”的接受,“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韩非在新形势下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思想”(《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任继愈主编).可是,有关慎到势观念的时代特质及韩非对势作出了怎样的发展,惜乎语焉     

韩非《五蠹》译注

本篇选自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的著作《韩非子》,是韩非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阐述法家政治路线的代表作。蠹(dù杜)是蛀虫。五蠹是指反动的儒家(学者),高谈阔论的纵横家(言谈者)、带剑行刺的亡命徒(带剑者)、逃避服兵役的人(患御者)和投机营利的工商奴隶主(商工之民)。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蠢之首,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法先王”、“行仁义”,而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破坏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坚决主张取缔五蠹。同时提出了变法革新、严明赏罚、实行法治、奖励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用战争统一中国等政治主张。显示了韩非的战斗精神,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深受秦始皇的赏识。     

韩非应为"势家"论

传统意义上,学界习惯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划入"法家"的阵营,这其实是对韩非政治思想极大的误解。在韩非思想中,"法"或"术"都只是他用以维护专制君主绝对统治的得力工具和必要手段,并非他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因此,若将韩非称为"法家"、"术家"或"法术家"都是存有疑问的。而"势"治的思想则可以说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归旨和核心所在,在理论上充分体现出其坚决捍卫专制统治的绝对君权的政治主张。因此,韩非应该称为"势家"。     

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韩非论官吏与法的关系探析——兼与儒、道、墨、前期法家比较

韩 非对官吏与法的 关系,态度十分 明确,主张官吏绝 对遵守现实君 主法,并系统 地提出了一整套 君主以法治吏的 思想,即君主对 官吏进行法、术、势 全方位的治理 ,使官吏不敢 违法,不得不守法并 乐于守法。韩非 的这种以法的绝 对权威治理官 吏的思想,是对儒 、道、墨三 派主张官吏相对 地遵守君主法思 想的批判,也是 对前期法家零散 的以法治吏思想 的继承拓新。     

论韩非的法律思想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深深根植于战国后期社会秩序失范与其母国韩国政治动荡的时空条件,具有浓重的"奉法图强"的工具色彩。他基于线性历史观和人性论,主张将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施行依托君主威权、以法度为基本依据、以灵活的策略作为调节手段的治国谋略。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并非凭空想象而来,而是在继承和发展早期法家学派术治、势治和重刑思想的基础上,又扬弃了儒、道、墨各家中礼法合一、君道同体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只有把握"继承—拓新"和"通融—互动"这两条线索,才能完整理解韩非复杂的思想体系。     

为法家路线服务的战斗文艺——谈韩非著作中的寓言故事

韩非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代表,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历史经验,创建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对反动的儒家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的学说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韩非的思想,对于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韩非法哲学的技术性转向简

韩非根据“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构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鉴于人人皆逐利的社会现实，韩非从道德理技术化、执一、守中及功效等几个方面探求了整合社会秩序的新的方式得以可能的条件，并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整合方式非法律莫属。韩非的法治理论范式的核心是君主制，即以君主为核心，在君主治国理政结构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推行法治的两条基本轨道。在此架构下，韩非探求了法、术、势三者相即不离、轻重有度的法哲学思想。韩非的法哲学理论无疑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略论韩非的“术”

韩非是战国末年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思想家。他综合发展了先秦法家商鞅、申不害、慎到三派的思想,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完整学说,适应了当时要求建立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历史潮流,为秦王朝的统一伟业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但是,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韩非毫不隐讳其剥削阶级立场,完全站在专制君主方面,露骨地主张压迫剥削人民,厚颜无耻地赞颂阴谋诡计的权术,大肆宣扬地主阶级损人利己、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名利权势的人生哲学,韩非思想中这些封建糟粕也是很突出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     

论韩非的法术学说与愚民思想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中原各国都早已建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但是,随着由兼并战争向封建统一战争的转变,各国的统治者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效率更高的,更能适应封建统一战争的政治机构。法家学说的推崇者韩非从他的社会历史的进化论和性恶论出发,反复比较和研究了中原各国的政治制度,总结了古今政治之得失,于是提出了“法”、“术”、“势”三结合的法术学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基本政治理论.同时,他又把老子的“弃圣绝智”的愚民思想加以发扬,企图通过愚民政治来保证绝对的君主专制政权.本文拟结合韩非的法术学说以探讨韩非的愚民思想。     

韩非绝对君主专制理论的昙花一现——秦汉时期君主专制理论的发展之一

战国百家争鸣,法家力主君主专制集权。韩非揉杂法、术、势,集法家学说之大成,主张绝对的君主专制,深为秦始皇所倾慕,韩非的思想学说事实上成了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封建王朝实施统治的理论指导。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秦王朝在仪文制度上为其后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封建王朝奠定了基础,但韩非的理论体系在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却随着秦王     

韩非《五蠹》选注

蠹,即蛀虫。五蠹,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国君左右的亲近之臣)、商工之民。韩非认为这五种人不利于耕战,有害于国家,就象蛀虫从内部侵蚀和损坏器材那样,所以称为“五蠹”。《五蠹》是韩非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韩非的法治思想。文章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历史是不断变化的,现代比古代进步。他嘲弄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儒生象守株待兔一样愚蠢。文章还从各个角度揭露了儒家宣扬“仁义”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指出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行仁义”不但不是保卫国家的办法,恰恰相反是亡国之道。因此他主张用地主阶级的“法治”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文章在全面阐明法治内容的过程中,对于“五蠹”之首的儒家作了尖锐批判和有力鞭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韩非对儒家学派的斗争是不彻底的,文章的一些观点,如把推动历史前进的功劳归于几个“圣人”,把社会进化说成是人口和财物多少之间的矛盾造成等,也是错误的。但是仅管这样,在先秦的反儒斗争中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所反映的主张变革的思想对后世的儒法斗争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荀韩人性思想之比较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荀子的性恶论和韩非的自然人性论影响深远。一直以来,人们在考察韩非人性思想的时候,总是从韩非师从荀子,是荀子的继承人出发,认为荀子主张人性恶,韩非也必定主张人性恶,将韩非的人性论也定位为人性恶。笔者认为这不符合韩非人性的本意,曲解了韩非对于人性的理解。韩非其实主张一种价值中立的比较客观的自然人性论。     

韩非论君臣关系

本文认为韩非君主专制理论的核心在探讨君臣关系,而君臣关系的宗旨又在防止权臣篡权夺位(即政变),文章从三方面加以论述:一、韩非对君臣关系的论述,集先秦诸家在君臣职分、势、求论述之大成;二、韩非对君臣关系作了新的探讨:君臣为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体;君臣以利相结合,君权为天下大利,故臣下随时企图夺取,为防止政变,韩非发展了术治;三、春秋至战国为君权最受野心袭击的时期,韩非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展了君臣关系的理论。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必须善于识别和揭露两面派人物——读韩非的《说疑》篇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前二三三年)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战国末期,奴隶不断起义,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日益剧烈,封建制全面代替奴隶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对这种社会大变革的形势,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系统地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经验教训,提出一条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思想政治路线,并充分论证了巩固中央集权,加强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主阴谋复辟的重要性。     

韩非的“刑德”世界图式

韩非兼容法、术、势的特点而形成自己的法家特色,认为采用法来治理社会,是自然的举措。法具有的整治邪行、治理混乱、祛除贪欲,剔除非法行为的功能,在于法本身的公正性以及无对象性;时代是法的必然内容,没有一成不变的法;选择法的心理基础在于"用其不得为非",因为,人性"欲利"的因子,存在通向邪恶路径的无限可能;但是,社会秩序的井然仅仅依靠刑法是不行的,还必须辅之以道德。显然,韩非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公正,让社会充满爱意,这区别于儒家空洞的仁爱说教,韩非提出了在本质上解决社会秩序祥和的对策。这是应该注意的。但是,韩非虽然注意到了刑法"矫上之失"的方面,但这"上"在一定程度上,指的不是君主,而是上层官吏,所以,君主仍然在司法的域场之外,韩非仍然没有能够超越先辈法家的局限,这也注定了中国没有真正的法的可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