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必须弘扬正义法精神

由依法治国、依法治省到依法治市 (县、乡 )的全面依法治理 ,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型。然而 ,由于对法治精神与原则把握和贯彻上的误区和障碍 ,却出现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懈怠主义倾向 ,使依法治理严重偏离法治目标。为此 ,必须对法治条件下的正义法精神予以重申和弘扬。这种体现时代要求的正义法精神 ,在价值导向上 ,以自由和平等为至上关怀 ;在规范形式上 ,以权利本位为基本模式取向 ;在制度理想上 ,以民主化法制为目标追求。只有弘扬正义法精神 ,才能克服依法治理过程中的不良倾向而使其沿着正确轨道走向法治 ,也才能实现法律规范体系与法的时代精神的耦合 ,从而建立起内在自觉、普遍有效的理性法治秩序 ,推动法治国家早日建立     

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经济法的作用主要在于构建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法律秩序以及良好的宏观经济法律环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据此,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经济安全、实质正义、社会整体效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涵着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政治价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科学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切实维护公平与正义;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及时化解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和保持社会的稳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     

关于改进法治舆论环境的若干思考——基于公民法律信仰培育的视角

公民树立法律信仰是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备前提条件。目前中国一些公民并没有完全对法律产生信仰,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前我国法治舆论环境不良。笔者认为,中国改进法治舆论环境应着力抓好四个方面的舆论宣传：一是加强现有法律制度的宣传;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宣传;三是加强法律的工具价值宣传;四是加强法律中所蕴涵的自由、人权、民主、正义、科学、秩序、效率等非工具性质的崇高价值宣传。     

多元和谐秩序建构中的法律功能及其实现

和谐社会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社会,因而它必然赋予法律以多元利益与权利的平衡器、协调器的本质属性,并决定法律具有多元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利益冲突的平衡与协调、自由理性秩序的推进与维护、制度运行机制的反思与回应、法律意识及法治观念的确立与强化等功能.因此,必须积极增进法律实效,推动法律功能的充分发挥,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法治秩序.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公平发展与减少贫困——分配正义如何可能?

公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困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公平不仅仅具有宗教、道德和哲学上的意义,还具有深刻的人性基础。不公平和不平等陷阱增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公平的法律哲学意义在于强调分配正义而不是结果正义,英国的公共制度建设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构建中国的公正社会秩序,减少贫困,需要包括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分配上的平等以及司法服务上的平等在内的法律制度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构建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规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体现道德理念,积极发挥法律强制规范的作用,建立健全规范的法治机制,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同时,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继承创新建设德治机制,加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把自律和他律、道德和法律、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依法治国,依宪行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完善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共同治理机制。     

康德哲学: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康德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哲学的,而是整个物质生产与精神破坏、技术的胜利与认识的悖反所构成的近代工业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与传统压抑相勾结以消解人的自由。康德哲学试图追回失去的人格、恢复人的价值、争取人的自我实现。所以,康德哲学是哲学,也是公众意识,是学术思想,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理论。 一、放逐上帝:社会批判的起点 康德时代,随着人文主义到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自我意识和机器化的技术生产方式,社会的组织方式与个人的生存展开不再需要具有原初异化特征的宗教来显现了。宗教的曾有的合理限制转变为对个体的…     

以经济正义原则规范和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正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一种具有道德评价意义、体现制度平等的价值趋向和现实标杆,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它的期望和要求也不尽相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维护经济正义必须强化发展、改革和引导“三个观念”,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原则性和现实性、引导和自我教育、道德自律和法律规范“四个关系”,注重市场竞争机制完善、弱势群体关注、道义评价机制引入和企业家精神培育“四个重点环节”。     

法治的实质: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人是自由的存在物 ,也是遵循规则的存在物。自由和秩序的需求源于人类本性 ,人的个体性彰显为自由 ,人的社会性体现为秩序。法治是法律运行良好的“法大于权”的生活方式 ,法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法治的基础价值是秩序。法治的自由与秩序价值难以在静态中达到平衡 ,法治的实质是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第二届法律与宗教研讨会综述

李步云教授指出,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是人权自由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很有前途的课题,应该大力开展研究.第二届法律与宗教学术研究会取得丰硕成果:在法律与宗教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督教对近代宪政的重要作用、圣经神学人格到宪法上的人格权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部门法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以及我国当前的宗教政策与法律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如何进一步从法治层面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开放宗教市场,并与国际规则接轨,是我国在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法律与宗教问题研究——第二届法律与宗教研讨会综述

李步云教授指出，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是人权自由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很有前途的课题，应该大力开展研究。第二届法律与宗教学术研究会取得丰硕成果：在法律与宗教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督教对近代宪政的重要作用、圣经神学人格到宪法上的人格权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部门法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以及我国当前的宗教政策与法律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如何进一步从法治层面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开放宗教市场，并与国际规则接轨，是我国在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社会主义法制的道德精神

社会主义法制内含正义、人道、德育等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其中,正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道德精神的本质所在。而法律区别于道德的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制有必要内含道德精神;法律与道德存在着的同一性,使社会主义法制有可能内含道德精神。因此。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我们要自觉贯彻社会主义的道德精神。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走向法制“伦理主义”及“伦理法”的轨道。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现代启示

正义对一个社会至关重要。一个社会遵循正义的基本原则,可以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社会的团结,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但是,什么是正义,怎样才能做到正义,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回答。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以及关于正义的两个优先原则———自由的优先原则与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原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正义以及如何才能做到正义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论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法律和社会伦理是社会工作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必须遵守的两种行为准则。社会工作实践中,人们高度重视社会伦理,却忽视了社会工作法律。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社会工作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可忽视,同时也存在着现实障碍,要从社会工作者及服务对象法律信仰的建构、法律意识的重塑、社会工作法律资源的补给和法治秩序与社会伦理的整合着手,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工作现实情况的现代法治秩序。     

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因此,法治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它使法治成为良法之治,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它使政府服从法律,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组织保障;它使法律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体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理念,在法制建设中坚持人本的法律观,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标.     

论依法办事过程中主体的能动因素

依法办事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和要求 ,也是法治实现其秩序、自由、平等、效率等终极价值的一个中介目标 ,建设法治国家 ,强调依法办事是非常必要的。同时 ,应特别重视依法办事过程中的主体能动因素。这是祛除法的僵化性和保守性 ,弥补法律调控功能上的惰性 ,适应法治调控模式的必然要求     

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

"礼法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在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以"礼"之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及"差序格局"为依归的立法精神、司法理念及执法原理。"礼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礼法合一"。古代中国法律保障礼治秩序,礼治支撑法律。而"现代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产物,其实质在于以法律支配权力,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崇尚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本文以法律史的视野重新审视"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现代法治既有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经验的一面,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现代化的法治,必然有传统的基因。"礼法传统"就是中华法制文明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依法治理"进程中的误区及其克服

建立法治国家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然而,冷静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中国法治进程中尚存在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律与道德、本土和移植等误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法治进程。因此,必须克服这些误区和困境,加强法治启蒙、伦理秩序建构和法治本土化根基的构筑,从而推进我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