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政治心理品质促进民族杂居地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云南省是民族杂居情况最为突出的边疆省份,多种民族联合自治的地方很多.村民自治必然给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带来精神、理念、心理以及行为的影响和变化,村民自治使民族杂居地区的村民的政治参与、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然而当前民族杂居地区村民在村民自治中还存在一些政治心理缺失,如依赖思想较强、缺乏整体观念和危机意识等.今后一段时间要围绕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发展农村经济、构建和谐农村的目标,提高公民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素质,来促进民族杂居地区农村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农村基层组织改革——基于67个行政村的调查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实施与推广对我国农村地区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呈现出多元化的组织发展趋势,农村普遍设立了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组织以及多种类型的其他组织.在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诸多问题.通过对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及体系研究,调查分析实际运行中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对策,旨在构建新形势下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推进新农村建设.     

通过村民自治 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民主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培育和扩大基层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重要的制度保证。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证明了村民自治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有效途径和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新时期,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村民自治的法律环境评析

实行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实行村民自治必然受到国家宏观立法、市县及乡镇基层政权的行政执法及农村区域内的法制小环境等法律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着力改革实施村民自治法律环境问题,对推进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有着实质性的影响.     

刍议我国村民自治问题及其对策

村民自治体制的确立,是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和发展的,它是我国农民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创造,但在其运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两委关系不协调、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低等方面的问题。要促进村民自治的完善和发展,应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简要分析并对其解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村民自治: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特殊路径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民主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主导的社会民主培育的双向互动过程。80年代以来农村基层民主———村民自治的建设与发展不失为我国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特殊路径。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地区普及率不断上升,村民自治的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村民自治的规范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村民自治才能进一步健康发展,能够使政治民主化在农村先行一步,成为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     

合寨村村民自治制度化研究——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村民自治调查

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体制的伟大创新。作为国家法律确认的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制度安排,村民自治已成为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最基本的形式。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作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在县、乡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在全村村民的努力下,在众多媒体的关注和宣传下,成为全国村民自治学习的榜样。作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一员,在当前新世纪新阶段,合寨村村民自治的现状如何也成为了众多学者和民众关注的焦点。     

当前村民自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在中国农村基层推行村民自治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最基本的形式 ,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依法治国方略最直接、最广泛的实践。村民自治既是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促进和保障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针对目前村民自治工作中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倾向以及村民委员会选举程序和手段不规范甚至违法操作等具体问题 ,提出了必须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强化村委会服务功能 ,不断增强村民自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广大干部群众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 ;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对基层工作领导的新途径、新方法 ;必须围绕村务公开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保障村民自治工作真正沿着民主、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等措施和办法。     

发展村民自治 建设新农村

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方式,文章主要分析了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一些对策。     

新时期小说中的村干部形象与乡村权力文化

新时期相当一部分农村题材小说中,作家们精心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村干部形象。这是在乡村有着特殊地位的一个群体,通过这些村干部形象,作家们对农村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思索,特别是对权力在乡村中的魔力进行了富有深度的阐释。同时也暗示了作家们对乡村政治文化的热哀和乐此不疲的韧性。     

云南石屏县水瓜冲花腰彝的村落文化

花腰是彝族中的一支,他们属于典型的山地农耕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其村落文化除具有一般农耕民族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本民族的一些特质:随和、自由与约定俗成的婚恋文化,顺应天时地利的建筑文化,娱神娱人的宗教文化,古朴功利的生态文化。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     

乡村社会两类文化的博弈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江汉平原L村的调查为例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现代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现代性知识对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乡村文化不断进行挤压和冲击。两种文化的互构与博弈对乡村的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以江汉平原L村为调查对象,以L村的水改事件为例,具体分析了这种变迁对村治的影响。     

苏村的互助--乡村互惠交换体系的人类学分析(上)

有关交换方面的研究自莫斯对礼物馈赠的探讨之后,一直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界所关注.虽然礼物交换在很多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但劳力、资金、物品等方面的互惠交换现象却很少被涉及.论文通过对一个农村的互助体系的田野调查,阐明了互助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互助是以互惠互利为基本原则,以人情和关系为文化基础的社会交换.它既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工具,也是一种表达感情和履行道德义务的方式.互助不仅保障了经济与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且加深了人们的感情,创造、维持和强化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法社会学视阈下的村落纠纷与村落秩序的回归

村落纠纷是村落秩序暂时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村落纠纷的出现临时性地改变了原有的乡村秩序,诱发利益博弈的愿望,使各方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技术性、关系性和策略性的行动。在纠纷处理中牵动了三个层次的资源,各自的排纠模式、特点、手段各有差异。降低村落纠纷的数量不仅在于制度性安排(强制性权力),更重要的是唤醒维系乡村秩序的内生资源(基础性权力)。     

乡村绰号研究——基于对河北Y村的实地调查

绰号在乡村社会中作为一种亚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乡村地域情调,也是人们透视和了解乡村社会生活面貌的窗口。首先,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熟人社区,人们彼此熟悉了解,根据人们的外貌、生活习惯、性格品行、职业等特征产生了不同类别的绰号,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表现力。其次,由于乡村社会特有的本土文化特征,绰号以贬义居多并集中分布在中老年男性人群。另外,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对于具有维系乡村熟人社会、提供道德约束、反映社会变迁等具有较为鲜明和突出的功能。     

村落家族文化复兴对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落家族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家族文化对于乡村政治发展与乡村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乡村,在凝聚民心和保持社区稳定等方面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推进乡村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村落家族文化采取正确的对策.     

县域城中村的治理方式研究

县域城中村的治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而现实的县、乡、村关系和县域城中村治理方式难以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改善三者关系,缓解三者之间的矛盾,转变现行的治理方式。改善行政管理机制、实施社区建设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是三个可供参考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