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研究述评

高适是我国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人物,历来为论者所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更是产生了高适研究的高潮,其间对高适的家世、生平、著作等都有较为全面的整理,成就斐然.然而进入21世纪后,对高适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对其边塞诗的关注上,且多为单篇论文,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著.在对高适研究的情况加以系统、全面的观照后,更有利于我们认识高适研究的现状,从而对其中论述不足之处加以补充.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胡骑凭陵杂风雨”别解

高适《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中的杰作,对“胡骑凭陵杂风雨”句中“凭陵”一词的诠释各家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是这样解释的:“倚仗某种有利条件而去侵凌别人,叫做凭陵。一说,‘凭陵杂风雨’,是指在风雨中进攻。”其他各种唐诗选本的解释一如朱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把“凭陵”视为动词,甚至分而言之:凭,依仗也;陵,侵凌也。然而这种解释恐未必符合诗的本义。显而易见的是,高适的这首七言古体在作法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多用偶句,而各家似乎都漠视这一特点,终让人感到其释义有不甚妥帖处。与“胡骑”句构…     

驱传及远蕃 忧思郁难排——对高适为官西川及其诗作的评价

高适自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入蜀,历任彭、蜀二州刺史,剑南西川节度使,到唐代宗广德二年召还长安,在蜀中度过了六个年头。 蜀中六年,既是高适施展其早年“永愿拯刍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政治抱负的具体实践,也是检验他是否实践了早年抱负的直接依据。因此,这段经历,无论是对于评价政坛或诗坛的高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正因如此,对高适晚年的评价才颇有分歧,如有的文学史说:“晚年,他做了大官,得意了,对现实生活不再关心,在很多作品里     

盛唐诗人高适、李白的人生选择及交游关系新议

诗人交游考是研究诗人生平与创作的重要方面,不同诗人间的关系往往随着个人的人生选择、道路和地位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探究诗人的交游关系可以为梳理文学史线索、评判诗人的历史地位等提供重要依据.作为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李白、杜甫与高适的交游是盛唐诗坛的美谈,更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多在三人同游的时间、地点及交游过程中三人的感情深厚与否等方面,其中李白与高适的交往更因二人在永王之乱中人生选择的不同所导致的身份对立以及相关诗作的缺失而备受争议.学术界多认为,高适在永王之乱后没有对李白伸出援手是出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然而,考查二人的交往过程以及永王之乱后李白的实际处境,可以看出,高适的处理方式是建立在对时势的准确评估之上的,乃是“不救之救”;相关诗作的缺失,亦不能排除流传过程中散佚的可能性,二人的关系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李颀歌行体人物诗与盛唐气象

以往的文学史家,由于理路的扁平与叙述的方便,往往把李颀置于盛唐大家名家之后讨论,不仅把他淡化得模糊,且存在盛唐前后期的倒置。李颀歌行体对初唐朝代易革、边塞、闺怨三大题材予以大刀阔斧的革新,而且与送别酬赠诗结合起来,成为新型的人物诗,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物。这些人物多为时代精英,展现了盛唐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而七言歌行也在李颀手中绽放出新奇光彩,对此后的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都有绝大的影响。     

高适是唐代诗人之最达者吗?

高适是唐代诗人之最达者吗？刘乃亮刘继儒《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此虽一家之言,但影响颇大,几成定论,时至今日,仍有多种文学史教材及专著在论及高适时加以引用。然细加考察,发现此说殊难成立。古汉语中,“达”字有多层含义。《...     

李颀事迹考

盛唐诗人李颀,是开元中很有影响的诗人。明胡应麟、清沈德潜、方东树都把他的歌行和王维、高适、岑参相提并论,至于七律,明七子甚至奉为圭臬。但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他立传,这就给我们研究李颀,增加了许多困难,对李颀的身世,很难得出一个完整的材料。甚至连他中进士的年代,至今也还争论不休。有人说是开元十三年,有人说是二十三年。这就必然牵连到李颀的事迹,不能不辨别清楚。     

唐代诗人短论

高适唐朝从开国以來,一个多世紀的对外扩張,边地战爭生活給詩人提供了丰富的創作題材,因此湧現出大量的边塞诗。而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詩人,則一致認为是高适和岑参。高适受过長期的貧困的折磨,有着接近人民的情感。对軍事生活的体驗非常深刻,因而表現在詩篇里的現实意义也就和其他詩人的作品迴然不同。他不是一般的歌頌或詛咒战爭,而是能夠从战地生活的客观現实中揭露其錯綜而复雜的民族矛盾和阶級矛盾之间的关系。顯示出政治上强烈的倾向性。如“燕歌行”就是最典型的一篇。     

浅谈李益的边塞诗

中唐诗人李益的边塞诗,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既不同于盛唐时期的高适、岑参;又有别于同时代的卢纶。     

唐代边塞反战诗论略

唐代是一个反战的自觉年代。唐代边塞诗人写作边塞诗,也自觉地创作不少边塞反战诗。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等从反战的角度进入审美世界,直面惨烈的鲜血,直面惨烈的死伤,直面军人的边愁,直面军人的苦累,以艺术的手段控诉战争的罪恶,对军队内的腐败给予揭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给予批判。边塞诗人创造出的边塞反战诗有品格、有品位、有品质．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艺术精品。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月明归梦逐成迷"--高启笔下的诗梦意象及生发原因

诗人高启在其入明后的诗作中,写下了大量“梦”诗,这些诗“梦”意象寄托着诗人的自我情感与心志,成为诗人抒发性情的依凭之物。明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当时诗人自身的处境及其美学追求,是其梦诗生发的主要因素。     

从苏轼诗词里的菜园描写看其躬耕思想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天空里一颗耀眼的明星,作为一个著名的美食家,其作品中有许多关于菜园与蔬菜的诗词,这些诗词是苏轼不同时期日常生活的艺术纪录,这些诗词描写细腻、内容多样,有的表现思念家乡之情感,有的是借蔬菜之名,言在此而意在彼,表达别样的感慨与寄托。学术界较为关注苏轼农村词,其实这些农村词涉及不少蔬菜元素。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人关注苏轼的蔬菜诗词,渗透在蔬菜诗词里要自力更生不要白吃饭等一系列躬耕思想,亦是苏轼诗歌研究中少有人关注的话题,如果能够有更多人关注美食家笔下的蔬菜与菜园,苏轼研究领域一定会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胡适形象——围绕新诗首创问题的考察

通过梳理1920年代以降数十部文学史著作,可以围绕新诗首创问题,考察、研究胡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演变.民国文学史大都从晚清“诗界革命”与白话新诗的联系角度,阐释胡适新诗的价值与意义,将胡适定位为新诗首创者;1949年之后,文学史从新型话语生产需要出发,以“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为策略对胡适形象进行反向塑造;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史书写日渐回归学术立场,多在诗歌史意义上肯定胡适新诗倡导与实验的价值,其形象开始被矫正,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富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言说.     

《高僧传》词语札记

《高僧传》是梁释慧皎撰集的一部僧徒传记。本文对其中“黄中”、“抽舍”、“纲领”、“越逸”4词的意义和引申源流进行了考释。     

论《毛诗》影响韩愈诗歌的得失

韩愈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受到《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韩愈＂称道盛德＂的诗学观念和模仿《毛诗》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负面作用,而对其＂舒忧娱悲＂的抒情理论和抒情诗创作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杜甫《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发微——与朝鲜李敬舆次韵诗的比较为中心

《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算不上杜诗中的杰作,但是通过比较朝鲜人李敬舆模仿此诗而作的次韵诗,仍然可从中清晰地看到杜诗的与众不同.首先,杜甫在诗歌中采用细致的写实手法去述说史实,并将各个事件紧密衔接,所以读他的诗,头脑里总能浮现出一幕幕画卷.其次,杜甫对感情的抒发,不是火山式的喷发,而是曲折婉转般的回旋,所以读他的诗,总让人感到情意深沉且回味绵长.再次,杜甫爱用典且善用典,他不仅通过改用与反用古人故事的方法来活用典故,还将典故与句子完美契合,做到用典而不留痕迹,所以读他的诗,总能兴趣盎然而不被字词所绊.朝鲜人李敬舆虽也极力模仿《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由于仅仅停留在样式布局的表层上,没能领悟杜诗之精髓,故其模仿的结果是形似而神异.     

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

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