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的混合共犯及共犯数额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对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认定集中在混合共犯的认定问题上。而由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复杂性 ,共犯的数额问题对于贪污罪共犯的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文章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共犯人关系论纲

国内学界关于共犯人关系的交叉关系说与递进关系说均存在疑问,重合关系说原则上具有妥当性,但也存在不足。共犯人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取决于其背后采取的基本立场,根本上则与共犯人关系据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即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密切相关。前者关涉共犯人的犯罪成立及刑法的处罚范围,后者关涉共犯人的处罚前提及刑罚个别化。根据共犯人关系据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区分制共犯人关系更为妥当,值得借鉴。据此,解释论上,我国刑法第26条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第27条与第28条规定的均是帮助犯;第29条第1款规定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的含义是指"判处正犯的刑罚",第2款规定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中的"罪"应限制解释为"重罪"。     

以因果共犯论检视承继共犯的中国问题

承继共犯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后行为人应否对前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共犯的责任。完全肯定说因明显违反因果共犯论而如今鲜有支持者;限定肯定说因将后行为人认识并积极利用前行为引起的状态或者效果等同于后行为引起了该种状态或者效果,同样有违结果不能出现于原因行为之前的因果性常识,而不具有合理性。任何人都只对与自己行为具有因果性的法益侵害结果负责,因此,完全否定说可谓因果共犯论的必然归结。     

我国公务员聘任制的实践困境与对策探讨

公务员聘任制是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聘任制还存在诸多困境.文章基于对聘任制实践困境的分析,进而提出应对困境的若干措施,以期有利于我国公务员聘任制的完善.     

保险诈骗罪的共犯问题探究

在实践中,保险诈骗罪往往通过共同犯罪的形式实施。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共同犯罪,在司法中应注意以自伤、自杀或自毁财物的手段骗取保险金情形的认定与处理。因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是复合行为,无身份者可以参与实施其中的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所以也可构成共同实行犯。刑法第198条第4款是关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其中既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基于单方故意的片面共犯,也包括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合谋的普通共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共同故意诈骗保险金的行为,可以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予以定罪处罚。     

必要共犯的若干问题检讨——以共犯的处罚根据为视角

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主要有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和因果共犯论(又称为惹起说,包括纯粹惹起说、修正惹起说和混合惹起说)。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和修正惹起说坚持绝对的违法的连带性;纯粹惹起说坚持绝对的违法的相对性;混合惹起说肯定部分的违法的相对性。必要的共犯,分为多众犯和对向犯。法律明文规定处罚以外的对向方的行为,不能作为共犯进行处罚。     

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困境与制度缺陷

传统村落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保护是树立文化自信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然而,实践中的传统村落保护面临多头管理、人力财力保障不足和权利归属不清等问题。归根结底为传统村落保护制度不健全,体现在法律法规之间矛盾、政策之间冲突、权力配置失衡和地方政府激励偏差等方面。用“实践—制度”的框架分析表明,传统村落保护同时面临着实践困境与制度缺陷。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关键是基于社会生态环境进行制度设计,根本路径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难点是增强各类制度的协调性。     

必要共犯概念的法教义学解读： 语境、冲突与纾解

[提要]“必要共犯”作为从德日刑法中引进的概念,与我国共犯立法模式、犯罪构成体系、共同犯罪本质等刑法理论存在冲突之处。在厘清德日刑法中必要共犯概念的基础上,在我国刑法语境中应充分肯定必要共犯在我国存在的理论价值,在最广义的共犯层面上将其作为与任意共犯相对应的一种“技术性”的共犯分类方法,赋予其“功能性概念”的体系定位。必要共犯应在犯罪阶层论中第一阶层“构成要件符合性”中考察,坚持行为共同说的共犯本质,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论和秉持正义理念的学理论,在明晰相关认识论基础上构建必要共犯的研究平台,纾解其与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冲突,充分发挥必要共犯理论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的法教义学功能。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困境的社会学解读

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因素众多,但通过笔者实地调研发现社会结构才是制约其发展的根本因素。本文以山东J农资统购合作社（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个案,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展开深入的讨论。虽然个案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将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共犯的连续犯

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同种犯罪行为的犯罪形态。在共犯的连续犯场合,共犯成立连续犯在形式上并非一定以多次实施共犯行为为必须,一次共犯行为足以加功于实行犯连续多次实施的同种犯罪行为,原因在于特定情形下共犯行为的重合性以及共犯行为因果作用的溢出性。这也是共犯的连续犯显著不同于单独犯的连续犯的地方。此外,连续犯作为处断的一罪,是酌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在共犯的连续犯场合下,从犯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在裁量从犯的连续犯的刑罚时,尤其是共犯连续实施的多次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的作用不一致时,应综合考量这两种量刑情节。     

新时期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密切、协调和发展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对新形势下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搞好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相应的措施。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内在规律，推动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协调发展，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流理论演进及启示

围绕政府、市场二者关系的定位和调整的理论解释构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流理论,对这一主流理论及演进的评述表明: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之争中的"政府和市场"之争与"补贴"之争,其实是围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流理论的主要方法和理论假设合理性的争论;在历经了"政府与市场"之争和"补贴"之争之后,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将深层次地触及权利在医药卫生体制各环节内、各层次上的配置及调整。这一结论启示:在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进程中,"产权"应当成为有效解释和指导政府、市场二者关系的定位及调整理论分析的基本工具。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关系及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交往,是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俄两国、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国共两党一段纵横交错复杂关系的缩影。破解孙鲍交往,对于合理解说国民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本文分析了孙鲍交往的背景和前提,论列了鲍罗廷的工作方式和策略,阐释了孙鲍关系的丰富内容,揭示了这种关系对国民革命兴起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同时指出这种关系与国民革命后来的失败又未尝不存在某种内在关联。     

论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策略与现实意义

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关系之一,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 稳定.邓小平以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 论述,并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中,邓小平有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对解决当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医患关系的现状与改善对策

当前我国医患关系呈现紧张状况 ,作者认为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处于转型阶段 ,医疗机构自身存在缺陷以及患者医疗观念的变化等各方面的原因有关。要改善医患关系必须采取法律手段来调整、用伦理道德来规范 ,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和加强医院现代化管理等综合措施     

国内生态美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反思当下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应该审慎思考生态美学的学科界定,生态美学性质及其成因,生态美学哲学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生态美学在学理的深层逻辑上并不能圆融地解释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缺位之后留下的美学问题,故生态美学难以担纲重建美学的重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维度解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呼唤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实践活动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通过多种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生活的结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遵循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先进性和广泛性、基本理论和社会现实、内容深透性和形式有效性、学术研究和普及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生生和谐：儒家思想的现代反思

生生和谐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它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圆满体现 ,更是人际相处的理想模式及个体生存方式的最佳状态。 2 0世纪“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 ,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 ,人类自身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在人类面临生态危机、人际危机、精神危机等诸多社会问题时 ,求和至同的儒家思想无疑为我们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西“情物”关系的演变--王国维诗学和表现主义文论的互释

在对中西“情物关系”的研究对比中,我们发现彼此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国是由物到情,情和物的地位是平等的;西方是由情到物,更加偏重于主体的情感。到20世纪初,在王国维反“游词”和西方表现主义的对比中,我们能在两者之间发现其共通之处,那就是“情物结合”的创作方式已经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重要方面,从而更加明晰中西情物关系的互释性和共通性。     

在儿童教育中成人与儿童关系建立的首要价值与意义

教育即是要帮助和支持儿童与外界建立起一定的关系,但对儿童来说,他们最早对世界产生的不是探索的兴趣,而是尽一切进化的手段建立起与成人照顾者之间的良好关系,从而满足以成人为中介的自我生存的需要。亲子交往与关系是家庭教育经验的核心,是儿童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开端、原点与基础;师生交往与关系是机构教育经验的核心,教师与儿童关系的建立及其质量决定了儿童接受机构教育的基本态度与程度。成人照顾者和教育者在与儿童关系的建立中应放弃主体际性的视角,对这种关系的建立及其质量承担起绝对的首要的责任。从这种意义而言,家庭教育具有更为奠基性的价值,不能被机构教育所取代;教师应以自身为媒介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并对儿童身体与生活方面给予同样的关心与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