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盘庚》新解

《尚书·盘庚》佶屈聱牙,向称难读.旧解往往有误,乃试作新解.兹略陈之如下,以就正于方家.[序说]谈五个问题.第一,篇名问题.《左传》哀公十一年引此篇称篇名曰“盘庚之诰”.是知《盘庚》篇虽不称诰,而实际上是诰体.后世韩愈作《进学解》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诰与盘连言,亦以为《盘庚》篇是诰.是诰不言诰而以盘庚之名名篇,其原因如马融所说:“不言‘盘庚诰’者何?非但录其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盘庚’名篇.”(《经典释文》引)     

论《尚书·盘庚》之“生生”──兼论盘庚徙都及其本人的历史地位

论《尚书·盘庚》之“生生”──兼论盘庚徙都及其本人的历史地位刘运兴《尚书·盘庚》，反映商玉盘庚时王室衰乱，盘庚率众徙都，这是商朝中叶复兴的一个重要事件。文章的内容，记盘庚将迁都时，臣民安土重迁，惰性养成，群相咨怨非议，盘庚于是颁命告谕之，采取果断措施...     

《尚书·盘庚》与盘庚之政

<尚书·盘庚>是研究盘庚之政的重要文献.<盘庚>三篇体现了盘庚的忧患意识和战略眼光,体现了他心系臣民、实行德治的品质以及利用宗教和刑罚进行统治的策略.盘庚之政是中国德政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尚书·盘庚》新解(续)

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自此开始全篇第三大段。上文是一般性讨论迁移的问题,现在要付诸行动,势必遇到阻碍。盘庚不得不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怎样理解"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这两句话,很重要。郑玄注释"盘庚作"之"作"为"作渡河之工具"(《尚书》孔疏引),既增字解经,不足取,也与下句"涉河"相抵牾。"盘庚作"是无     

试谈《尚书·盘庚》中的“众”

《尚书·盘庚》是研究殷商史的珍贵资料之一。其内容不仅囊括了盘庚迁都于殷的前后经过,而且也涉及到其他方面。特别是关于“众”的十二处记述,深刻全面的探索这十二处记述的“众”,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商代“众”(包括“众人”)的身份和地位。本文拟就对《盘庚》篇中“众”的浅析,谈谈商代“众”的身份和地位。 关于商代“众”的身份和地位,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持不同的看法,相互间分歧很大。王宇信同志在《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的第五章第二节中对彼此间的认识曾予     

略述商王盘庚对都址的选择

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是商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促进了商朝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振兴了中国奴隶制,这是盘庚对中国历史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关于盘庚迁都的原因,尽管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莫衷一是,但对盘庚迁都于殷,学者们的看法颇为一致。本文即对盘庚选择殷为都址的有关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众所周知,都城是古代中国每一王朝(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盘庚迁殷地点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代考古的深入,盘庚迁殷地点问题又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盘庚迁殷地点的观点,可大致分为:单纯反对盘庚迁殷小屯殷墟、坚持盘庚迁殷小屯殷墟、盘庚迁都偃师、盘庚迁都郑州、盘庚迁殷洹北商城、盘庚一世两迁六类。学术界之所以对此问题存在如此大的分歧,根本在于对文献中"殷墟"概念界定的分歧、对文献记载中"迁殷"与"治亳"关系理解的分歧以及商代考古学文化体系的不完善。     

从《盘庚》看商代中期的王权

有商一代 ,王权在与神权和族权的相互利用和不断斗争中逐渐加强已是一个不争之事实。本文仅就《盘庚》篇所体现的王权在迁都中的功能和作用浅析商代王权在这一时期的特点。经过商代前期近三百年的发展 ,到盘庚时期商代王权已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基本控制了族权 ,并且控制了部分神权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为武丁时期商代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殷是国号、王朝名号考

自西周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殷”是盘庚迁都至帝辛亡国时的国号、王朝名称。殷墟卜辞发现后,罗振玉首创新说:“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号尚称商。”此说先后得到了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等甲骨学专家的认可、补充和发展,在学界颇有影响。现在,距罗振玉提出此说已80年了。依据周原甲骨及文献史料看,因盘庚徙都后国号仍可用商为国号而说“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观点并不与史实相符,不足信从。     

论孟子推恩说的深度悖论

孟子的“推恩”说试图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性的仁者爱人,由此把儒家理论架构的两大支柱———“孝”与“仁”内在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孟子同时又提出了“爱有差等”的原则,明确赋予血缘亲情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就导致他的推恩说陷入深度悖论,在传统儒家的理论架构内无法成立。     

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

“唯务折衷”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研究态度和方法 ,过去学者一般以为它就是儒家的“折中”方法。这是不确切的。“唯务折衷”的“折衷” ,乃折之于“素心” ,即以研究主体独立、公正的主体精神去进行学术研究和鉴赏判断。刘勰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折衷”说 ,与当时哲学思想界佛学取代玄学地位而注重心识作用、向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传统回归这一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由“武庚之乱”所引起的周代国家形态之变化

周初国家形态原也与夏、商两代相似,即以血缘族团为单位进行管理。“武庚之乱”引起了周族统治者对这一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思,从而采取了新的政治改革。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方面将殷族及其联盟集团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毁其族群的集团力量,是为“迁徙殷族遗民”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周民族的血缘关系尽量放大,然后分散到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动周族的血脉,是为“同姓同宗分封”政策。这两项措施的结果便是封国内出现了地缘管理,而这种地缘管理又被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同宗血缘管理之下。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又一典型模式。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理学道统论的两类文献根据与实质

理学道统论的实质在确立儒学的正统性和维护儒学的纯洁性。但通常作为文献根据的《论语》和《尚书》,不能恰当满足道统论成立所必需的理论资源,故需要补进《周易》以完善儒家圣人的谱系及其所蕴含的中道、"时中"的传道内容。     

以"三个代表"思想认识和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上庄严指出 ,当人类社会跨入 2 1世纪的时候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以“三个代表”思想界定“小康”概念 ,认识“小康社会”的性质 ,定位“小康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对于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聚落到村落:明清华北新兴村落的生长过程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的新兴村落呈现出一种由零星聚落到独立成村的发展过程。村落形成的初期,基本上是由一家一户构成,这些零星聚落多与移民活动有关;在村落发展的后期,则与村落人口向外移居而形成的"卫星聚落"有关。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流动,使得零星聚落规模不断扩大,当达到一定规模时,在地缘、血缘等因素影响下,最终独立成村。独立的标志是土地庙的建立。     

民营企业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民营企业化建设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环节之一,其现实发展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家族血缘化与现代企业理念的冲突,人才危机与创新力的不足上。民营企业化发展欲走出现实困境,要求变革而非完全抛弃家族血缘化;要结合人力资本变革构建不同层次的企业化;要把企业化建设作为长期任务持续不断地抓下去。     

"全人生指导"和"全人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和日本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论”均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两种教育思想有相通之处;以人为本,主张学生和谐全面发展,批判教育弊端。但两种教育思想的核心和主旨存在根本差异:小原国芳以宗教为最高价值,调和教育和工业化发展的矛盾,以其理论为指导付诸办学实践;杨贤江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武器,指导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