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黄河漕运历史变迁及其对陕州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陕州的发展与黄河漕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三门天险处在黄河漕运的咽喉之地,历代黄河漕运治理均围绕三门天险展开,使陕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漕粮转输中心和漕运航道治理中心,也使陕州的漕运枢纽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漕运的繁华也对陕州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琳琅满目的商品,往来如织的商贾,促进了陕州商业的繁荣;壮美的漕运景观,云集的旅客游人,带动了陕州旅游业的兴起;文人墨客赞美黄河景观、讴歌治黄治漕精神的文学作品,促进了漕运文学的生成。以此为基础的漕运文化,使得陕州地域文化更加具有独特性,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运河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

运河漕运体系在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 ,都城和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形成 ,中国南北城市系统的整合和运河城市类型的产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河漕运体系是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重要基础 ,并使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和规律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明代,运送漕粮的漕船经常在运河上遭遇风浪,导致漕船被损坏,漕米被漂失。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运人员为图谋不轨而假捏漕船漂流,明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规定,如勘查漕船漂流的规定、漂失漕粮赔补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的处罚规定。     

农业生态与漕运兴废--以鲁西为个案

明朝和清前期，国家为保障运河漕运，严禁沿运河两岸农民引用运河和其他河湖之水灌溉田地，致使鲁西农田水利事业荒废，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运河停漕后，山东运河流域河道淤塞、闸坝失修的现象日趋严重，招致沉粮地和缓征地面积大增，山东西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从新发现的民间文书看清代漕运实态——基于《李泰远抄本路程》的考察

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书《李泰远抄本路程》,内容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记载清代乾嘉时期池州帮漕粮从铜陵大通镇经长江、大运河转运到通州的相关路程，沿途的关津渡口、商业市镇、风俗物产、衙门机构，以及漕粮兑运、漕运轮值等方面的情况，漕运中头舵、水手等群体的津贴，相关的敬神仪式，漕船的检修、洗仓、回空、关钞、水脚等规例，折射出乾嘉时期漕运的实际运作情形，弥补了传统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     

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先实行的湘潭章程在清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南有漕各省改章的进程.但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与主纂光绪<湘潭县志>的王闿运所记却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事情的原起--"湘潭章程";对"湘潭章程"的定性与评价,学界则有"裁减漕赋"和"裁革部分浮收"两种观点的对立.事实上,"湘潭章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北宋漕运发展原因初探

北宋时期 ,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漕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漕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统治阶级的重视为漕运大开绿灯 ;造船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漕运业对漕船的需要 ,在诸因素互相作用、影响下 ,漕运业不断推进。漕运业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结果 ,是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促进了北宋漕运的进步     

通州新城建设与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北京通州是北京市运河文化遗产分布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地区。自金代北京成为封建王朝都城以来,通州作为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为北京城的发展和壮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长期的漕运职能使得通州积淀了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并     

论元、明、清河漕与海运之变迁

<正> 在我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的迁徙往往带来交通中心的转移,元以前的漕运以运河为主,具有从中心向外辐射的特点,即从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指向四方,指向边防重镇的河北,指向财赋所出的江南。元建都北京后即改变了上述情况,漕运路线偏居东部地区,并转变为单一的南北向的运输形式。漕运路线的东迁,为元、明、清三代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开展河漕的同时又可发展海运。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情况相当复杂。     

水次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演变

水次仓又叫中转仓、转运仓、转输仓、转搬仓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为转运存储漕粮,在运河或自然河流沿岸设立的国家专有粮食仓库.早在秦代就出现了水次仓的雏形一敖仓.魏晋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时达到鼎盛.水次仓在设立初期只具有存储转运的功能,随着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同时还兼有了赈灾、救济、平抑粮价、填补漕粮缺额、公共工程用粮的作用.     

从海洋走向运河: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

明初承元制,实施河海并行、海运为主的漕运方式。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罢黜海运、致力于内河,交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嘉靖、隆庆间,一度出现了复海运的争论,但均以失败告终。到万历六年(1578年)后,海运漕粮的讨论与实践均告一段落,明代最终由海洋走向运河。究其原因,是自然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运河自身条件的变化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与技术水平的增强。     

浅析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

北宋定都开封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北宋立国之后，天下未定，时开封虽为“四战之地”，同时却也堪称为“四达之会”的交通要冲。而且开封漕运发达，漕运成为北宋立国之基础，它的发展是开封繁荣的必要因素，它的衰落也成为北宋衰落的重要原因。     

西西弗斯陷井：道光年间南漕改折的困境

道光时期,中央财政极度危机,京师粮储左右支绌。传统的漕运体制长期成为糜费国帑的最大漏巵。仅每年漕粮的直接运费即超过中央财政收入的40%,为维护运道所花费的国库银两又占中央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附着于漕粮的加征加收,更成压倒有漕八省百姓的重负巨弊,风起云涌的抗漕民变与士变随时可能成为葬送清廷统治的风暴。此时,南漕改折成为解决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危机的途径之一。然而,清廷并不愿通过屡屡被证明为极度有效的市场途径,不愿放弃、甚至规范权力,依旧迷信权力的万能。在此前提下,朝廷的改革思路是最大化地寻求财政收入的增量,地方官员则视既得利益作为不变的存量。这样的改革设计无疑只会进一步加重百姓的负担,造成鸡尽卵绝的后果。因此,道光时期的南漕改革方案,更像西西弗斯之石,耗费无数精力被设计出来,只是为了徒劳地再回到原点。     

宋代镇江船闸述评

两宋王朝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比较重视河道建设。正如北宋时张方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尤其是两浙财富，朝廷依为命脉。“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今河南开封）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这些都要依赖江南运河源源不断地输出。南宋时“京口当南北之要冲，控长江之下流。自六飞驻跸吴会（指杭州）。国赋所贡，军需所贡．聘介所往来．与夫蛮商蜀贾、荆湖闽广江淮之舟．凑江津，入漕渠，而迳至行在（临安），所甚便利也”。因此，宋朝政府对河道建设是非常尽心的。例如“以塘潴水，以坝止水。     

元代海运综述

海运是元代漕运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元代海运的成因、发展阶段、主要航线、运粮情况以及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述,笔者认为,海运是元代经济史上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漕运史上的一大特色.     

论运河与梅尧臣诗

梅尧臣少年至老年皆有通过运河四处辗转的应举、宦游、会友、省亲等经历,还做过“监永济仓”这样的漕运官,一生中的运河行旅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宋初诗人中并不多见。他了解漕运的日常经营,其现存诗歌中有百余首关涉运河。运河行旅增加了梅诗的创作量,扩大了梅诗的创作题材,影响了梅尧臣的观察和体验,锻炼了他的诗艺。梅尧臣运河行旅诗除纪行诗、“悼亡诗”“悼子诗”、悼念友人和嫡母的诗外,还有多首深刻犀利又不乏理性评价汴河漕运的政论诗。运河对梅诗“平淡邃美”风格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运河行旅进一步促进了梅诗的散文化、口语化、议论化、讽刺化风格。梅尧臣的运河行旅诗批评了部分统治者借汴河进行的掠民和奢侈活动,他认为汴河主要是利河,他呼吁统治者厉行节俭,主张在汴京的就近位置开辟粮源,以减轻东南百姓的负担。运河行旅影响了梅尧臣作诗的观察和体验,在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运动中,运河行旅客观上使梅尧臣加快了“以文为诗”而“革故鼎新”,引起了宋诗相对有唐一代,从内容到形式和观念、审美情趣的巨变。     

唐代江淮地区的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东南漕运,必经运河,这就成为扬州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战国末期,秦开郑国渠,溉田四万顷;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晏公原为江西地方性水神,明朝初年,晏公信仰逐渐由江西扩展到全国。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是晏公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行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晏公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军、船工、水手则是信仰晏公的主要群体。晏公信仰呈现出信仰群体特定性、信仰区域差异性、信仰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明清国家漕粮运输活动、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的抗漕斗争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糜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时至清末,仍有“中国之大政有三:曰运漕,曰治河,曰行盐”的说法。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的浙江,是明清时期有名的重赋地区之一,也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有清以来,浙江每年额征漕粮六十三万石,仅次于江苏,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二。而这六十三万石漕粮,连同随漕征收的耗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