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确立诉诸国联政策之原因新论

“九·一八”事变后，诉诸国联的决策之所以能迅速被确立起来，是国民政府根据国际国内情势，时多种因素综合考量所作出的一种选择。制约这种选择的主要因素有：传统“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思维惯性；对国联及其舆论维持国际“正义”存在一定的期望；应付国内舆论及反对派的谴责与攻击，维系人心；在“和”、“战”都难以执行的情况下无奈的选择等。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确立诉诸国联的决策，并逐渐使之成为一项长期而稳定的外交政策。     

张学良、蒋介石与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决策错误,造成东北沦陷。而不抵抗方针究竟是谁制定的?又是谁下了这个不抵抗命令?张学良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本文将对他们在不抵抗上的分歧作分析和比较,探析蒋张贯彻不抵抗政策的真实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由对外抵抗的诉求延伸到开放民众运动等对内的诉求,由对内的诉求发展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后随着学运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基本上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政策。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     

中国与东德对苏政策的比较

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在执政之初,内外环境决定了两党加入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相同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与东德因对苏关系的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东德和中国的不同结局,与中德两国共产党执政者的对苏政策有直接关系。     

简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

日本吞并朝鲜以后,为了扩大其在东北的权益,有意制造了朝鲜人的双重国籍,导致了在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上与中国的对立与冲突。纵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可以得知,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为止,日本都没有在朝鲜真正实施“日本国籍法”,也没有允许朝鲜人归化。这意味着朝鲜人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日本“国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严重地违背了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公认的移民可基于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企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9·11”事件后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政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在美国战略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9·1”事件后，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实现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阿富汗未来政权。美国的政策将产生长期的影响，不仅导致美国力量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主导阿富汗未来的政治发展，而且对美俄关系和中国国家安全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东亚近世儒者对"公""私"领域分际的思考--从孟子与桃应的对话出发

《孟子·尽心上》记载的孟子与桃应的对话揭示了如何处置“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责任之间的冲突问题,从而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东亚思想史引入了“公”与“私”的概念。作者厘清了“公”与“私”概念的转折变化,归纳了东亚儒者对此问题的诸多讨论,指出“公”领域与“私”领域中的德行常常必须在“公”领域中才能全幅实现,并且“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恒有其难以化解的紧张性。东亚儒者提出以具有超越性的“天理”或具有“普遍性”的天下为企图化解“公”“私”冲突之概念工具。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专制独裁体制下,“天理”等概念的解释权都被权力掌控者垄断,从而架空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超越性或普遍性,并将之转化为镇压人民的工具,这就是17世纪后东亚各国“气”学一系的思想家伊藤仁斋、戴震等人,批判程朱学派所建构以“理”为核心的思想系统的部分原因。     

从“9·11”事件看国际保险业的调整

“9·11”事件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保险业首当其冲。这次恐怖事件使许多保险公司元气大伤，保险业面临严峻考验。本文拟就“9·11”事件给保险业带来的惨重损失以及由此造成的间接影响作一分析，并对劫难以后保险业的调整提出几点建议。     

试述抗战时期国人的西北开发观

30年代初 ,日本侵略者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直接威胁华北及东南沿海一带。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内陆地区对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开始拟订各种西北开发计划 ,并着手付诸实施。但不久 ,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以“追剿”红军的名义伸入到西南地区 ,西南大多省份随即受到中央直接控制。由于西南的局势较西北更易掌握 ,且建设的基础、条件也远非西北所能及 ,因此西南的建设逐渐取代了西北开发的呼声。“七·七”事变后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 ,由于重庆为陪都 ,并且西南地区有滇缅公路等国际交通要道 ,“国人始终把西南后…     

对“9·11”事件、美国与世界经济衰退后四川扩大出口创汇的思考

“9·1 1”事件不仅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 ,对全球经济也有不同情况与不同程度的影响。世界经济大萧条在近期不会出现 ,但随着反恐战争的发展 ,全球性经济衰退蔓延和加深却是可能的。当前我国经济 ,特别是我国出口 ,既面临着入世的挑战 ,又面临着“9·1 1”事件后 ,美国与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和冲击。对四川如何逆流而上、扩大出口建议 :1、抓中西医药 ,特别是中药材的开发。 2、大力发展航空运输。与之相应 ,要大力出口轻、薄、短小创汇和附加价值高的新技术产品、软件、图纸等 ;适当减少一些重、厚、长、大创汇能力和附加价值低的传统出口商品。 3、在对外经贸人才培养方面 ,除了大量培养管理型、操作型外销人员外 ,从中央到地方应重视发掘培养高级管理人才     

论1935年英、法对德政策的分歧

1935年,为了对付来自德国的挑战,英、法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对德政策。由于对德政策的分歧,英、法在如何处理意大利对外侵略的问题上互不配合,有名无实的对意制裁又把意大利赶入了德国怀抱,使欧洲局势更加恶化,并最终把世界再次推入大战的深渊。     

从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根据其全球,特别是亚洲战略的需要,在日本没有彻底清除军国主义及其存在的基础,反而在经济、军事多方面实行扶植政策,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始终阴魂不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从“联美制苏”到独立自主的地区和平政策：中国与中东和平进程(1977—1982)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面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扩张态势,中国基于“联美制苏”的总体方针在中东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中国积极支援地区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努力,质疑和抵制美苏作为联席主席的日内瓦会议机制,同时反复告诫美国在推进阿以和平时必须平衡双方诉求。中国的这一系列立场与活动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进程得以启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重点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进入80年代,在中国重新思考自身与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之间关系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暴露出难以客观公允地持续推动中东和平的严重局限。作为主动“告别冷战”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转而坚定地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路,通过加强自身与中东各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支持中东地区真正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     

论功能性产业政策--从WTO"绿箱"政策看我国的产业政策取向

功能性产业政策是一种既符合WTO规制要求 ,又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WTO的“绿箱”政策就是这种产业政策安排的典型体现。其基本特点是 :非专向性、非贸易扭曲性。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是我国入世后政府政策的必然选择。     

从刺激政策波动看政府公信力

“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是中央政治局议决的20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个注重”,在这一总纲观照下,2010年作为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对新中国“前十七年”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考察

1949至196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十七年间,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在一系列新的政策的驱动与指引下有了长足的发展。十七年农村教育政策运行呈现着革命式、运动式等特征。十七年农村教育的发展,既留下了宝贵的政策经验,也留下了值得反思的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