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争取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前前后后

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毛泽东深入论证了广泛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阎锡山是华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并控制着扼制红军东进抗日通道和晋绥战略要地。毛泽东充分估计到争取阎锡山抗日合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以抗日为旗帜,以实力为后盾,诚恳交友,共谋发展,成功地争取阎锡山的合作,对于中共赢得山西乃至华北敌后的大好抗战局面可以产生重要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形成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于1936年首先在山西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是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相互交织、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积极主动争取,以及执政山西的阎锡山面对危局,反复权衡,最终出于民族大义转向联共抗日立场的结果;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促进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两军携手抗击日军进攻,以及山西和华北敌后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牺盟会与共产党及阎锡山政权关系之辨误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牺盟会自始至终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从对牺盟会与阎锡山政权、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深入考察中可以看出:牺盟会是由阎锡山一手成立和领导的、并为中国共产党所改造和利用的抗日组织。它为阎锡山政权和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在华北的抗战事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阎锡山在察哈尔抗战期间的政治态度

在抗日同盟军筹组之先冯玉祥曾派专人与阎锡山取得过联络,阎锡山对此是有一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阎锡山收集各方信息,认为冯玉祥没有好的办法,虽然表示同情,但基本上采取了观望态度。为避免抗日同盟军势力蔓延至晋绥两省,阎锡山对其还有相当的破坏活动。在中央方面,蒋介石希望阎锡山能够担任察绥军事指挥之责,以减少冯玉祥势力的扩大,但却被阎锡山所拒绝。何应钦曾命令傅作义部攻击抗日同盟军,阎锡山向傅作义有所暗示,拒绝了何应钦的命令。后来察省问题的解决许多调解人都宣告失败,蒋、何遂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身上。对于阎锡山的中立观变态度,蒋介石和冯玉祥双方都对其不满。但晋系势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可谓保存了自己,也维护了华北地区的安宁。     

简评抗战时期的阎锡山

从抗战全面爆发到最后胜利,阎锡山对抗战的态度前后截然不同.为什么?只有从中日民族矛盾、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阎锡山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民族意识等方面进行分析. 抗战初期,阎锡山所以对日军的进攻能够采取积极的态度,这固然是有的人所说的,是为了保护他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那份家当,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在1935年的“华北事变”中,当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动员阎锡山脱离南京政府,参加组织“华北五省自治联合政府”,并答应让其出任该政府主席时,他完全可以拿上     

项英对国共合作抗日的贡献

《福建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刘勉玉《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提到: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中,一九三五年日寇侵占华北时,项英就和陈毅以中央分局名义,发表文章提出"抗战救华北"的口号.一九三六年九月,项英、陈毅召开赣粤边干部会议作出"九月决议",提出"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去开展抗日的统一战线,反对对于日本的投降,全国联合一致抗日,实行对日战争"的总任务.还提出统一战线与游击战争相结合,争取抗日高潮的迅速到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项英写了《芦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提出我们的任务是     

阎锡山的限共政策

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采取了复杂而又矛盾的政策。其中的一个方面,便是所谓“限共”。 1938年初,阎锡山逃到山西吉县。这时,山西大部分为日军占领。不久,临汾失陷。阎锡山看到自己的武装力量大为消弱,而我党所领导的军队,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阎锡山看来,共产党比日本更可怕,便急速走回头路,实行政治限共策略。 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打着“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本战区的动员工作”的旗号,在临汾西南的温泉村召开军政民高干会议,即所谓“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会上,阎策动到会的一百○八人,仿效梁山好汉一百○八将,发动成立政党性的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企图统一领导二战区     

阎锡山与日本的前期关系

阎锡山(1883——1960)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窃据山西统治地位起,直到“七七”事变止,除因倒蒋失败而短暂下野外,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约有二十余年,并一度进占平、津,控制华北。“七七”事变前,阎锡山在山西之所以能长斯维持其反动统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投靠日本并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和支持。     

百灵庙战役评述

一、百灵庙战役打响了抗战前夕反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百灵庙是指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联合旗所在地。本文所论述的是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百灵庙战役。 华北事变后,日寇就以百灵庙为根据地,加紧推行其侵绥计划,除在绥远各地设置特务机关,进行其阴谋活动外,又收买德王等民族败类,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扶植德王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而德王为了实现其所谓“蒙古高度自治”,组织所谓“大元帝国”一心相当“蒙古皇帝”的野心,名义上和国民党中央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而实际上却加紧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进行勾结,准备公开引狼入窒。     

一二·九运动在河南

今年是“一二·九”运动四十七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战斗的节日,继承和发扬在我党领导下的学生革命运动的优良传统,笔者根据一些文献资料,并结合调查访问,写成此文,诚恳地期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又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蓄谋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并下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取缔一切抗日言论。华北危在旦夕!国亡无日的景象笼罩着华北!     

从《草原之歌》看张春桥的反动嘴臉

老投降派张春桥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申报·每周增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的黑文《草原之歌》,是一株否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歪曲乡村农民与儿童的大毒草。在这篇黑文中,充分表现出他这个混入革命阵营内的蛀虫的反动嘴脸。自从毛主席率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便发动组织了抗日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的高潮,深入农村,宣传     

建国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述略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当时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对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起了“战略基地”和“坚强堡垒”的作用;对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起了“前进阵地”的作用。对于研究普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和认识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笔者根据调查和建国以来各种报刊所载有关论文、资料的搜集,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情况作了初步整理,现略述于下供参考。     

试探吉鸿昌筹组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原因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战争,占领了东北。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又占领山海关、九门口,然后大举进犯热河。平、津危急。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呼声响彻华北大地,组织起来,一致对外,成了全体军民的共同愿望。于是,冯玉祥、吉鸿昌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祖国北方崛起。人所共知,吉鸿昌在同盟军的诞生和尔后的活动中所起     

侵华日军的"思想战"

1938年 10月 ,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 ,中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日本华北方面军于 11月提出主张 ,要“思想对思想”地进行所谓“思想战”。 194 0年 3月 ,制定了《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 ,并印发到下属基层 ,付诸实施。日本“思想战”的要点是 :向华北民众宣扬做“新民”的思想 ;树立“灭共亲日”的思想 ;鼓吹中日携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思想 ,等等。其思想教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妄图瓦解华北人民的抗日意志 ,泯灭中华民族以爱国思想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实现占领中国、建立日本大东亚帝国的野心。什么是“新民” ?由日本华北方…     

北平临时分会的设置与撤销：国民党各派对华北的角逐

北平临时分会是国民党中央在奉系集团退出平津地区后在华北设置的第一个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机关。它的设置,是国民党各实力派势均力敌和蒋介石推行暂由阎锡山担负华北重责以牵制冯玉祥、桂系之计划的结果。它的“政治指导”区域的划分,取决于各派在华北的角逐情况。设置之后,蒋介石又设法限制,其他各派的态度也根据各自利益而定,因此它名义上负责“指导”与“监督”冀热两省和平津两市,实际上虚有其名。虽然国民党中央规定了各地政治分会不能兼管党务,但由于蒋介石企图掌握华北地方党部,北平临时分会竭力改组河北与北平的党部,张继北上继任该分会主席的原因即在于此。但他在阎锡山的掣肘下无能为力,并在蒋阎关系变化下提出辞职。最终北平临时分会在这纠纷中撤销。     

评阎锡山的“守土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内部各政治集团在抗日问题上态度不一,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不抵抗”派;以冯王祥为代表的主战派;以李宗仁为代表的“焦土抗战”派等等。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晋系地方实力派则独辟蹊径,提出了“守土抗战”的政治主张,轰动一时。然而,所谓“守土”并非阎氏首创,而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与近代中国“守土型”的国防观一脉相承的,是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密切相关的。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侵占     

红军东征与国共两党的抗日谋略

1936年前后，晋绥两省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中共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国民党则将两省视为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联手抗日的重要阵地。然而，国共两党并不了解对方的抗日谋略，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国民党则因担心日本势力插手而欲从速阻拒东征的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开入山西后，中共为保存抗日力量主动撤回陕北，待陕甘后方稳固后再东向抗日；国民党则顺势将中央军留置晋绥周边，悄然转化为防日的国防力量。东征之役虽是一场内战，但其缘起、过程和结果都深受国共抗日筹谋的作用。它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民主建设的一个创举——略论一九四○年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

一九四○年夏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敦促国民党政府实施民主宪政的高潮。在华北八路军为打击日寇、振奋民心而举行的“百团大战”的炮火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指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规模宏大的全区民主选举运动。 这次民主大选,不仅在晋察冀边区创建以来是首次,也为抗战以来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之首创。它为全国民主宪政运动树立了榜样,也为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晋察冀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总结当时民主大选和民主建政的经验,对     

运用毛泽东同志游击战略理论的实践

“七七”事变以后,在我八路军主力离开五台南下的时刻,聂荣臻同志受命率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队,共二千人左右留守五台地区,创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使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有了依托,有了执行战斗任务的基地。根据毛泽东同志游击战略理论,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实行抗日民主的政策法令,肃清汉奸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同时大力发展扩建部队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频繁不断地向日寇出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正面战场。 早在上海、太原失陷后,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箝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当时的形势,确实这样。在日寇大举进攻的时候,国民党的部队不是畏惧而退,就是一触即溃。在津浦线和保定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