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下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考察——基于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一直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在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中, 管理层对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的自愿选择权反映其机会主义动机, 本文尝试切入企业违规风险的视野, 考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 从影响效应看,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未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 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与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呈显著正相关, 而在自愿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中两者间不相关.从作用机理看, 社会责任披露对企业未来期违规风险的影响渠道主要来自于管理层代理成本, 而不是大股东代理成本和信息环境.从治理因素看, 内部控制质量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均未对上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显著的治理监督效应.本文在理论上为社会责任强制披露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 在实践上为监管部门优化社会责任强制披露以及鼓励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等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盛名难副: 明星 CEO 与负面信息隐藏

以 2009 年 ～ 2016 年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明星 CEO 成名后负面信息的披露策略． 以 CEO 是否登上媒体发布的榜单作为明星 CEO 的代理变量，研究结果表明: 明星 CEO 上榜将显著增加隐藏负面信息的可能性，验证了“名声俘获假说”; 明星CEO上榜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显著增加，而一旦退出榜单其隐藏负面信息的可能性则显著降低，验证了名声的负面效应． 机制检验表明明星 CEO 通过管理层权力抑制负面信息披露． 另 外，上榜前盈余质量较低、代理问题较严重的公司，其明星 CEO 隐藏负面信息的可能性更高．文章丰富了 CEO 个人特质对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创业板上市公司文本惯性披露、信息相似度与资产定价——基于Fama-French改进模型的经验分析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董事会报告”的重要内容,为投资者提供了管理层如何看待企业经营状况的历史信息及未来事项的前瞻性信息,在投资者决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管理层披露的MD&A信息不能按时间推移和公司经营状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那么将会对资本市场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投资者与监管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年-2012年披露的MD&A文本信息为样本,以“信息相似度”为文本惯性披露行为的计指标,运用改进后的Fama-French资产定价模型,实证检验了MD&A信息相似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经验证据显示信息相似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管理层激励、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5-201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过度投资可能引发的后果,并研究管理层激励不足对过度投资后果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过度投资能为管理层带来更高的未来货币薪酬,在管理层激励水平较低时,管理层更可能通过过度投资为自己带来未来货币薪酬的增加;另一方面,过度投资减损了企业价值,过度投资企业的未来经营业绩更低,未来财务风险更大,在管理层激励水平较低时,价值减损更为显著.     

管理层责任承担的市场反应———基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视角

以 2010 年 ～ 2018 年存在内部控制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的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信任修复理论,考察了管理层责任承担的市场反应． 研究发现: 1) 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缺陷的责任承担引起消极的市场反应; 2) 在区分内部控制缺陷程度后发现,上述消极反应在重大缺陷的样本中更为明显; 3) 财务报告内控缺陷更多时,管理层责任承担产生了更加消极的市场反应． 进一步研究发现,内控缺陷整改和高的媒体关注度降低了投资者对管理层责任承担的 负向反应; 从长期来看,管理层责任承担充分地释放了内控缺陷的负面消息,降低了公司股价未来崩盘风险． 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管理层责任承担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并为监管部门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提供了参考．     

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外部监管与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年报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主板上市公司为对比样本,考察了两类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差异,研究了外部监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监管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成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财务杠杆、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负相关并通过显著性检验。     

研发披露、管理层动机与市场认同:来自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研发是公司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研发披露是市场了解公司研发活动和未来发展潜力的主要方式。但是,管理层在是否披露及以何种方式披露的选择上具有很大自主权。那么,市场最认同哪种研发披露方式呢?本文基于股票市场的证据对三种最主要的研发披露方式(开发支出、董事会报告和现金流量表附注)进行了探讨。通过摘录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001-2009年年报的披露信息,本文比较不同披露方式在资本市场的价值相关性以及不同披露方式下披露的公司与不披露的公司产品市场绩效的差异,并以此来检验不同研发披露方式的市场认同度。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披露由于一方面没有盈余管理的嫌疑,另一方面在显著位置表明管理层对公司研发活动的信心,因此应该最受市场认同;而现金流量表附注的研发披露虽然也没有盈余管理的嫌疑,但以附注披露的位置而言很难认为是公司有意对市场的信号显示,因此,市场认同度虽高于有盈余管理的开发支出,但却低于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披露。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披露的实务和基于研发数据的实证研究都具有现实与学术意义。     

公共压力、社会声誉、内部治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内在激励促使企业充分地披露环境信息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危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决定因素.我们发现,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比例和水平逐年提高,但披露内容具有选择性和应对性,对污染物的排放后果、法律诉讼以及可能面临的或有负债等负面信息披露不足;来自环保部门、政府的公共压力或政治成本,以及企业品牌声誉的内在激励,显著地影响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和水平;来自银行债权人的监督、企业的两权分离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是否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但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公司信息的纵向与横向溢出效应:公司品牌与产品品牌组合视角

很多企业已横跨多种产品业务,不同产品业务存在地位差异,公司层信息对不同地位产品评价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不同地位产品之间信息如何流动,这是现有文献的研究断层.本文通过两个实验,检验了公司信息的纵向(公司层→产品层)和横向(产品→产品)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纵向溢出中存在非对称效应,旗舰产品评价受社会责任信息的影响效应更大;非旗舰产品评价受公司能力信息的影响效应更大.在横向溢出中,存在旗舰产品对非旗舰产品评价的影响,但不存在非旗舰产品对旗舰产品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创新点在于,将产品区分为旗舰和非旗舰产品,从而得出公司层信息对不同产品的非对称溢出效应以及旗舰产品到非旗舰产品的非对称溢出效应.     

跛脚的企业社会责任

对效率、利润的追求,只有在公平、道德的价值引渡之下,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不可否认,中国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但整体来看并不尽如人意.重"报告"轻"管理" 2013年7月,随着内地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披露落下帷幕,644家上市公司同时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含可持续发展报告),分别涵盖沪深证券交易所377家和267家上市公司,占上市企业总数的26％,较上一年的582家增长约119. 如果说上市公司年报是倾向于经济绩效的财务报告,那么社会责任报告则是体现公司治理、环境及社会管理绩效与透明度的非财务报告.A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于2006年兴起,大规模发布则开始于2009年——深沪证券交易所在对2009年的报告披露工作安排中,明确要求"深圳100"指数成分股公司,以及治理板块、金融业、同时在海外上市的上市公司必须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那些因"必须"而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被业内称为"应规",其余则是"自愿".     

财务欺诈风险特征筛选框架的建立和应用

本文从金融科技大数据出发,以人工智能的吉布斯随机搜索(Gibbs Sampling)算法为工具,在大数据框架下建立了针对公司财务欺诈风险的特征因子筛选的一般处理方法与特征提取推断原理,并结合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合从2017年1月到2018年12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信息披露违规的数据样本,筛选出刻画财务欺诈的特征因子并进行了验证测试,支持财务欺诈的识别。本文提出的框架和模型方法可以加强和提升对上市公司财务欺诈风险的识别能力,并实现对公司财务在欺诈方面的探测与预测(Detecting and Predicting)功能。     

政治背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银行信贷

以2009~2011年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背景与银行信贷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控制和政治关联均与银行信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增强政府控制和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政治关联会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府控制贷款效应的调节作用;政府控制会削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政治关联贷款效应的调节作用。     

基于公司年报披露的交易量与信息不对称研究

在资本市场中,信息的经济意义表现得最为突出,主导这个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估价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定期报告作为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其披露的盈余信息应是投资者最关注的信息,以公司年报信息披露为事件,研究了交易量对于年报披露事件的反应以及超常交易量与信息不对称指标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外发达市场不同,在年报披露前,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量不减反增,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继续交易,投资者并没有选择延迟交易以降低风险,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并不理性.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价：现实及其超越

2006年9月2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外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责任指引》,倡导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随后,上市公司按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国际标准编制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2008年12月31日,上交所发布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三类公司（“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和金融类公司）必须公布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同时还鼓励有条件的公司均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根据规定,2008年有近4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机构团体也对报告予以相应的评价。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与指数研究--基于中国1149家上市公司的研究(2004年)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为依据,基于2004年的样本,从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及其所涉及的六个维度控股股东治理指数、董事会治理指数、监事会治理指数、经理层治理指数、信息披露指数、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和年度差异.2004年公司治理状况较之2003年有较大改善,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产生了积极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本文对公司治理评价与指数未来研究提出了规划.     

MBO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实施MBO后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四个效应假设:(1)金字塔型股权结构下管理层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效应;(2)上市公司增加现金股利分配效应;(3)管理层的挖壕自守效应;(4)管理层的掘隧输送利益效应。通过对样本公司的实证数据检验,本文肯定了两权分离效应、挖壕自守效应、掘隧输送利益效应的存在,否定了增加现金股利分配效应的存在。     

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境下,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国有连锁股东,机构和外资连锁股东更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虽然连锁股东持股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但连锁股东委派董事的过度监督效应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