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研究——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分析

社会情感财富主要是指影响家族企业管理决策的非经济因素。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下,文章分析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以及家族企业内部对待家族雇员和非家族雇员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差异,并指出了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提升策略。     

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吗?

流行的观点认为保存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将短视损失厌恶的行为逻辑与社会情感财富分类结合起来,提出仅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则会促进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在中国两类社会情感财富的作用还受到转型期制度情境的影响。基于第九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48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愿望对企业研发强度存在显著负效应,而家族传承意愿则会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市场化程度会弱化家族控制愿望的负效应,而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家族传承意愿的正效应。上述结果提示不同社会情感财富存在不同影响,同时表明正式制度可以弱化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的短期导向,而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长期导向。这意味着引导家族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一方面要引导家族加强长期承诺,另一方面要依靠正式制度的完善,不能过多依赖非正式制度的私人化扶助。     

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对家族企业连锁董事网络结构的影响研究

聚焦家族企业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嵌入结构特征及成因,对2008～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间连锁董事网络的分析发现：在以社会情感财富保存为主要决策参照点的“家族逻辑”影响下,家族企业出于维护家族控制等考量,倾向于建立更封闭的连锁董事网络结构,尤其对于股权制衡度高或两权背离率低的家族企业而言,其网络封闭程度更为明显。同时,与家族逻辑相对的“企业逻辑”则具有削弱家族企业网络封闭程度的影响;家族企业CEO早期教育和职业经历中的企业逻辑印记(MBA教育和金融从业背景),会显著削弱其企业所处网络结构的封闭程度。     

家族决策权配置与企业创新——基于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1—2016年中国家族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四类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探讨了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家族—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不利于企业创新,“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有助于企业创新,“职业—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职业—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有助于企业创新。其中,“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最显著。(2)冗余资源弱化了“家族—家族”以及“家族—职业”两类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3)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强化了“家族—家族”以及“家族—职业”两类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4)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一方面弱化了“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则强化了“职业—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从决策权配置的视角来解释家族企业的创新战略,并兼顾了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影响,对家族企业如何设计决策权配置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网络密度、高管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创新: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通过对28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聚集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分散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均正向调节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模仿压力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构建不同制度压力情景下网络密度与高管注意力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推动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成熟的理论成果从一般创新向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繁衍,为企业绿色创新加入与主流理论的对话做了努力,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以及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密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注意力配置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绿色创新的视角,探究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市场化程度较薄弱的地区中,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发挥了更强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显示,社会信用体系改革通过激发创新意愿、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融资成本的途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拓展性研究显示,社会信用体系改革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价值提升效应。     

基于制度理论的创业企业社会创新实现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创新是社会发展和企业成长的重要源泉,创业企业的社会创新能够在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实现企业成长,创造出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一话题也逐步成为实践和理论关注的焦点。基于制度理论,选取3个以社会创新为战略导向的创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通过实地访谈和文档查阅等方式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形成5个理论维度,包括创业企业与制度环境的互动演进、创业认同的逐渐形成和双重价值的追求,并据此归纳为3个发展阶段,探索创业企业通过有序构建制度而形成的企业社会创新的实现路径,辨析了其中的主要要素和逻辑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创新需要系统性地考虑企业、生态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并与多个主体进行持续性互动,传递各自的观念、知识和资源等。在实施过程中,创业企业也会在社会创新中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经济的发展。创业企业社会创新的实现路径模型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创业企业与制度环境的互动演进,包含创业融入和创业发展共同体两个理论维度;第2阶段创业认同的逐渐形成,包含创业认同一个理论维度;第3阶段双重价值的追求,包含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理论维度。制度的三要素在3个阶段发挥不同的主导作用,实现由规制要素主导向规范要素主导再向认知要素主导转变的路径发展特征。研究旨在丰富创业企业社会创新的理论研究,明确创业企业社会创新的实现路径,也为企业以社会创新为切入点开展创业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贸易开放是否能助力区域绿色创新?——基于双向FDI的动态调节

本文阐释了贸易开放与双向FDI联动影响区域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并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且这种抑制效应呈现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演化特征;双向FDI是改善贸易开放与绿色创新现实窘境的重要“调控器”,OFDI和IFDI分别对贸易开放的绿色创新效应存在“U”型和倒“U”型异质动态调节机制;高强度OFDI和较低强度IFDI的最优组合策略能根除贸易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消极影响,而低强度OFDI和高强度IFDI的次优组合策略则可弱化贸易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负面冲击;现阶段推动双向FDI与贸易开放融合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区域绿色创新,但持续加大OFDI强度更有助于释放贸易开放的绿色创新红利,而盲目加大IFDI强度则会适得其反;双向FDI的动态调节效果存在显著空间差异现象,在不同地域上存在“倒逼效应”和“纠偏效应”交替演化的差异化特征。     

多重制度压力下"战略柔性-环境伦理"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路径的影响北大核心

针对绿色创新过程中企业对制度压力的异质化响应机理不明的研究缺口,本文通过模糊集质性比较研究方法(fsQCA)进行条件组合,识别了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制度压力-战略柔性-环境伦理"的四种匹配路径类型:被动求生型、趋利避害型、认同应变型和自发变革型路径.研究发现,在趋利避害型和自发变革型路径中,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互补型联动匹配可响应甚至替代制度压力.在认同应变型路径中,环境伦理可促使企业认同规范压力,并通过与战略柔性的互补联动匹配响应规范压力.在被动求生型绿色创新路径中,规范压力可替代环境伦理和战略柔性,直接促发企业绿色创新.结论揭示了制度压力、战略柔性和环境伦理三者内部及彼此间的联动匹配关系,对制度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具有理论意义,且有助于企业绿色创新和政府政策制定.     

法治,抑或是民主?——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

2011年中国体制内的关键性词语,除了顶层设计就是社会管理创新。最近国内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有的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是法治,有的认为核心应该是民主。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标准,这是一个重大的、与每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     

国际化会促进母国社会责任脱耦吗?——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扩张、获取海外资源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制度嵌入以及相应的制度压力。基于全球合法性构建的战略考虑,企业会选择母国社会责任脱耦(即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做”)与社会责任报告(“说”)不一致)回应母国和东道国制度逻辑冲突。文章基于制度逻辑视角,利用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研究样本数据,分析了国际化程度对于母国社会责任脱耦的影响,检验了行业竞争压力和制度差距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1)随着国际化程度加强,企业在母国市场的反应性社会责任脱耦减弱,而战略性社会责任脱耦加强;(2)行业竞争压力削弱了国际化程度和母国反应性社会责任脱耦的负向关系,而对国际化程度和母国战略性社会责任脱耦的正向关系具有强化作用;(3)制度逆差对于国际化程度和母国反应性社会责任脱耦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战略回应国际化的复杂制度压力和合法性要求提供了经验借鉴。     

组织特征和制度距离对在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基于fsQCA和NCA方法的研究

以52家在华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采用fsQCA和N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了组织特征(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和在华运营经验)和制度距离(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方面的6个前因变量与在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单个因素都不是产生在华外资企业高/非高社会责任绩效的必要条件,但认知距离作用突出。其次,产生在华外资企业高社会责任绩效的组态有5个,其中存在两组二阶等价组态。第一组二阶等价组态为非高盈利能力—高运营经验—非高认知距离主导型,根据边缘条件,该二阶等价组态可分为非高规模—非高规范距离辅助型和非高规模—高管制距离辅助型;第二组二阶等价组态为高规模—高运营经验—非高规范距离主导型,根据边缘条件,该二阶等价组态可分为高盈利能力—非高认知距离辅助型和高管制距离—非高认知距离辅助型;第5个组态为高规模—高盈利能力—高管制距离—非高规范距离主导下的非高运营经验辅助型。最后,产生在华外资企业非高社会责任绩效的组态有3个,且与高社会责任绩效的驱动机制呈现非对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