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全体居民的医保参与有促进作用,但社会资本各项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对全体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医保参与有促进作用,而对城市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不显著;社会信任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与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城市居民医保参与的是陌生人信任,影响农村居民医保参与的是熟人信任。因此,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医保,助力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需要培育良好的社会信任、增强医保的实际保障效果和创新城乡医保融合路径。     

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其测量——对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经验研究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受到学界的关注日益增多,但在社会资本的结构和测量等问题上还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来源于广东省惠州市P村的调研资料的分析,发现P村社会资本的总体状况良好;社会资本的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关联,其中,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呈微弱正相关,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都与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与老龄化社会的双重背景下,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造成的影响亟待关注。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实证研究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使用沟与知识沟负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接入沟则正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数字鸿沟主要通过健康状况、文化资本和社会信任3个渠道影响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且健康状况、文化资本和社会信任均正向作用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女性,数字鸿沟对农村男性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负向影响效果更大,但在政治参与方面则相反。研究结论可为提升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提供参考意见。     

村民自治中社会资本的异化及功能重塑——基于豫东S村的个案考察

内生于乡土场域的社会资本对我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基于豫东S村的田野调查,构建信任-规范-网络的分析框架,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异化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囿于村落的封闭性和集体守望相助的状态被打破,S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信任程度较低、互惠格局偏小以及社会网络失衡等存量不足现象,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异化,并对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合作困境、互惠消解与圈外排斥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集中体现,而利己文化、规范失效与宗族禀赋则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重要成因.基于此,建议从信任均衡、规范融合与网络联结3个维度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功能重塑,从而为村民自治构建必要的信任、规范及网络.     

城市女性居民的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分析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选取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数据,以2849名城市女性居民为样本,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城市女性居民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的情况,并运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了该群体中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变量的前提下,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在社会资本中,对于城市女性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存在显著积极作用的是：朋友信任因子、邻里互惠因子、目的型社团因子及趣味型社团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消极作用的是陌生人信任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主动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积极作用的是目的型社团因子、宗教型社团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主动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消极作用的是熟人信任因子、邻里互惠因子。通过对数据结果的探讨,认为提升横向社会组织的品质与优化人情网络,是提高城市女性居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     

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随着互联网力量的不断介入,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形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网民为例,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定量分析了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助于扩展大学生的公民参与。在网络空间,大学生的公民参与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网络信息获取行为,其次是网络信息表达与讨论行为,而网络行动的参与程度最低。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正向的,但现实人际信任对网络公民行动的影响则为负向。     

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中共党员身份外,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居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倾向;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居民投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信心;社会信任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自主合作行为。为从源头上化解我国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政府应积极促进居民间的网络互动,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居民间的普遍信任,同时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宣传力度、发挥党员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带头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发展促进公众的自主环境保护合作行为。     

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的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经济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年龄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全年龄段老年人经济参与均有抑制作用，仅对低龄老年人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促进作用；性别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男性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高于女性，对女性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和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高于男性；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减趋势，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增趋势。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退休后的高收入水平会强化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影响城市老年人政治参与，通过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影响其志愿参与。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互联网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实际影响，提高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效果。     

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本文在对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福建省46个村的调研数据,从社会资本总体情况和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互惠规范、关系网络、社会信任)考察生猪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的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对收入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退养户社会资本存量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且社会资本的三个分维度对生计策略选择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大的退养户其收入低于年轻退养户,且退养户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策略。     

社会资本对农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环境规制政策的调节作用

利用山东、河南、吉林615份肉牛养殖户的调研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引入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社会资本各维度与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在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均正向促进养殖户采纳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其影响效应由大到小依次是:社会网络(5.03％)>社会信任(3.24％)>社会规范(2.01％).②环境规制政策对社会资本各维度与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关系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其中,约束性环境规制政策对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与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行为关系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激励性环境规制政策对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养殖户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行为关系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推动养殖户参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环境规制政策对养殖户行为的引导作用.     

成人依恋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性别的调节作用

采用成人依恋问卷和网络利他行为问卷对23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发现男性大学生的依恋焦虑水平显著低于女性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倾向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成人依恋中的依恋回避不能显著预测网络利他行为,依恋焦虑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性别在依恋焦虑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中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相对于女性大学生,男性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更易受其依恋焦虑水平的影响。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

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与利益格局调整,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稳定。而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是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参与网络,为公民的价值认同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社会资本对女性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意识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社会资本对女性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机理。实证检验发现: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女性基层选举参与和社会性别意识,且社会性别意识在社会资本和女性基层选举参与之间具有中介效应。据此,应强化女性社会资本和优化女性社会性别意识,以进一步推进女性基层选举参与。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政治参与、政治沟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基于6159份中国公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6 159名中国公民进行调查,考察了政治沟通在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关系中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政治沟通显著调节着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2)政治沟通在调节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时,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即政治沟通状况的提升,并未显著增强政治参与对女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但可以显著地增强政治参与对男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培育社会资本: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与路径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内在要求.以社会信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作为内嵌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资源,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期,社会资本日益式微,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参与网络赢弱和互惠规范断裂,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构成现实制约.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坚持党建引领、重塑社会信任、拓展参与网络以及加强互惠规范,积累社会资本存量,提升社会资本质量.     

社会资本与和谐村庄建设

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大家共同熟悉和认可的、已形成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有关"。因此,社会资本与和谐村庄建设之间有密切关系。通过对四县市农村居民面临冲突的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等个人社会特征以及社团参与、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因素对村民与本村其他村民之间的冲突有着显著影响。透过社会资本等因素关注村庄冲突状况,有利于了解冲突发生的内生机制,帮助寻求化解冲突的方法,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     

社会资本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基于中国部分城市的经验分析

笔者从资本理论出发，运用资本不平等、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的概念，分析社会资本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所导致的男女性别群体之间的社会不平等的机制和影响。分析结果证实，中国女性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制度资本上存在着欠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制度资本（党员身份）对社会资本的性别影响也是显著的。与女性相比，男性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职业、职位，他们在社会资本上具有相对的优势；而女性在进入国有单位、获得高级职位或挣取更高的工资上，并没有特别地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欠缺，且具有微弱的优势。但这并不说明女性在职称、职务或工资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其实在这方面，女性的情况比男性糟糕得多，这说明女性需要动员政治社会资本来有效地弥合这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