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基于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16年的样本数据,运用STATA14探讨了上市公司发生股权质押后,相较不存在股权质押的公司是否会更有可能进行市值管理,以及股权质押、股权激励和市值管理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基于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在发生股权质押行为后,为了避免股价发生异常波动或者持续下跌从而引发公司治理层面的风险,相较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的公司的确更有可能进行市值管理;进一步分析发现,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会通过股权激励这种手段来进行市值管理。     

股利情绪、股利迎合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百度指数平台搜索量的经验证据

通过Python爬取百度指数平台搜索量数据构建投资者现金股利情绪指数和高送转情绪指数，并以此为基础考察A股上市公司的股利迎合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和高送转行为均呈现出明显的迎合特征，并且公司对投资者现金股利情绪和高送转情绪的迎合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上升.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在具有融资需求的情况下实施现金股利迎合和高送转迎合的动机强烈，而在大股东存在减持意愿的情况下倾向于实施高送转迎合.本文通过构建大数据股利情绪指数对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并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决策以及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

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战略激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两职合一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会更显著。再者,研究发现控制权维护条件下激进的战略调整会相应增加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程度。最后,基于综合评估经济后果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下,公司激进的战略调整并不利于公司的未来价值提升。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分析证明，股权质押比率越高的公司，越存在两种盈余操纵行为。同时，引入分析师关注探讨外部监督是否对这一关系存在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对应计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而对真实盈余管理起到促进作用，且在高股权质押比率的公司中，这种调节作用更加明显。建议：监管机构应继续完善股权质押的披露机制，持续跟踪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重点关注股价突破警戒线和平仓线的公司；对高股权质押比率的上市公司，应关注其真实盈余操纵的情况；质权人应谨慎评估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及时跟踪了解公司的质押状态，如果质押比率过高，就要引起重视；上市公司应合理规划融资方案，考虑股权质押的风险和成本以选择合适的融资组合，在预测公司的业绩和股价后，再选择质押的数量。     

股权质押渠道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2018年股权质押危机引发各界对股权质押风险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04年—2019年A股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明细数据，从股权质押业务由场外到场内演变的角度，探究股权质押渠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场内、场外质押渠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场内质押比例越高，个股股价崩盘风险越大，而其场外质押比例并未显著提升股价崩盘风险.本文进一步以2013年场内质押交易开放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发现进行机制检验，结果发现场内质押逐日盯市和强制平仓的风险处置机制，在股价下行阶段容易触发杠杆效应，引发崩盘危机.上述发现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替代机制检验后保持稳健.本文从股权质押渠道的角度为完善我国股权质押交易机制提供了有益思考.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

本文以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且出具更多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控制股东股权质押增大了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进而导致了审计师的上述风险应对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1)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审计师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在国有企业里显著弱化;(2)相对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更加明显,但主要体现在增加审计投入和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两个方面。本文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关结论对于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数据为基础,对外部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由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动因的差异,这种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     

投资者法律保护、两权分离与资金占用——来自中国2006年度公司法调整前后的并购公司数据

本文运用中国2004-2007年有关并购后所有权转移的191家上市公司数据检验2006年我国公司法调整及股权分置改革后,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是否加强.结果发现,并购后控股股东掏空动机整体较之前有所降低,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较之前有所加强;同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敏感性大于前期.敏感性增加意味着控股股东在对与掏空行为密切相关的两权分离程度的关注程度、伺机抉择性更强;掏空的方式、方法、手段将更具隐秘性、多样性.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不能由此结束由两权分离所带来的掏空行为;在海外的一些发达或新兴市场的上市公司不存在股权分置问题,但同样存在类似行为.由此,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任重而道远.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独立董事与审计费用

股权质押是一种权利质押，以其方便快捷、不具有股权稀释性、可以增加限售股流动性的特点，被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普遍应用。然而，股权质押这种融资方式也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很大风险，从而引起审计费用的变化。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中重要的监督机制，可以改善公司经营环境、控制公司经营风险，因此选取独立董事特征作为调节变量进行验证。选取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审计费用会随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股权百分比的提高而增长；独立董事规模和学历水平可以弱化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而独立董事的性别构成不存在调节效应，即独立董事中的女性独立董事占比对两者的关系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金字塔股权结构、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以 2002 年～2003 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控股股东无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角度,详细考察了金字塔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以及二者的分离程度对其掠夺动机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控股股东控制权增加而形成的壕沟防御效应加剧了其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害行为,随着现金流量权增加而形成的利益协同效应削弱了其攫取私利的动机,并且由金字塔股权结构引发的两权分离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严厉、高效运转的税收体制提高了内部人掠夺行为的风险和成本,对控股股东的越权和违规行为形成有效的防范和制约.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的联动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假定,采用面板数据动态地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对股权制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中小股东并不把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至少是正常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掏空方式,在控股股东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这种情况更为显著.考虑到股权结构在静态指标上表现出外生性的一面,同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之间存在着联动作用:派现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低;股权制衡度越低,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越高.     

大股东利益输送与投资者保护--一个分析框架

大部分国家的企业股权是相当集中的,现实中控股股东有时无助于监督管理者,而且还会掠夺小股东,使公司治理趋于恶化.大股东通过各种手段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对上市公司造成危害,也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通过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认为,在我国市场上能对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进行投资者保护的力量主要有其他股东力量、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和外部审计师等.     

控股股东掏空动机与多元化的盈余波动效应

多元化经营是公司关注的重大发展问题,因此,多元化经营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话题。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与盈余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了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程度对盈余波动性的影响及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对多元化盈余波动效应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显著降低了公司的盈余波动性,多元化程度越高,盈余的波动性越低;但由控股股东代理问题而形成的掏空动机损害了多元化的盈余波动效应。本文的研究为多元化的经济后果增添了新的文献,同时也为上市公司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     

股权结构的陷阱

本文研究了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公司治理环境中,股权结构和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通过研究沪深两市一千多家上市公司过去三年的非平衡纵列样本,本文利用一系列模型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控制了行业和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基础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非线性的,显示出控股股东监督和隧道效应并存的双重效应;(2)非控股大股东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有显著的监控和制衡作用 ; (3)外资股东对公司绩效有正向效应 ; (4)国有控股公司的效率明显低下。由于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 U 型的非线性关系,我们进一步计算出在不同非流通股股价情形下, 导致最差业绩的控股股东持股率,我们称此为股权机 构的陷阱。本文发现,造成中国上市公司低效的重要 原因是当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这一结果为未来的股 权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控股股东决策控制、CEO激励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国际化是企业重大战略举措,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对国际化经营存在深刻影响.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国际化经营数据,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当控股股东拥有战略决策控制权时,企业更可能采用国际化战略,并且国有控股股东比民营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采用国际化战略.采用国际化战略后,国际化扩张的快慢取决于CEO努力程度,控股股东需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调动CEO的积极性.总体上,薪酬、股权激励均有助于实现CEO激励相容,但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突出.对民营企业而言,股权激励的效果优于薪酬激励;而对国有企业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更佳,股权激励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本研究清晰有效地区分了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执行者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控股股东与CEO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为CEO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中国股票市场“高送转”现象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采用"高送转"这种股票股利的分配方式。虽然"高送转"对公司基本面及投资者利益没有任何改变,但投资者却偏好投资于"高送转"的股票,这是理性金融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是投资者认为低价股票较"便宜"、容易上涨,管理者通过"高送转"来迎合投资者这一名义股价幻觉,并实现其自身利益。本文从"高送转"动机、行为特征和后果三方面展开论证,发现低股价股票溢价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并且送转的比例也越高;投资者账户数据说明"高送转"主要迎合了个人投资者非理性需求;"高送转"后公司绩效及股票超额收益显著下降,进一步说明追逐"高送转"股票的投资是非理性的。此外,我们从上市公司增发和大股东减持角度揭示了"高送转"是管理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路径和方式。     

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股权性质与财务特征

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双重代理成本决定了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行为与股权性质及公司财务特征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控股股东,国有控股大股东的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公司表现出资产负债率较高、资产管理水平较好但每股收益低下、公司规模较小等财务特征.而且,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动因并不相同,资产负债率高和货币资金持有量低是导致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盈利能力差是导致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负债率较高和每股收益低下对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营业利润率低下和规模较小对非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大股东通常在公司价值被高估时减持获利,减持行为存在显著的时间选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