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到“赋权”: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以H省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为分析对象

分化性社会格局下,社区治理需要改变目前社区无权状态,而当下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是实践这一需要的新探索。在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中,制度赋权、社区赋权与增能技术良性互动、相互交织。其中,制度赋权为社区公益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环境、社区赋权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增能技术使居民的参与更加趋向理性化,他们共同肩负改善社区治理结构微环境、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意识萌发的重任,是我国当下社区治理转型的新机制。     

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于福州市鼓楼区“一线处置”的考察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已然成为新时代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结合数字治理理论和赋能理论,通过对福州市鼓楼区“一线处置”社会治理改革的实践考察,描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数字技术赋能的一些实际情境、动态过程和多元网络,尝试搭建数字技术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之间“赋能关系”的分析框架,挖掘其生成逻辑与运作理路。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包括技术赋能、结构赋能、情感赋能三个维度,围绕资源整合、治理闭环、规则约束、权能平衡、协同共生、动力激活、情感扩散等内容,为打造高质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关于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街道“三询制度”的调研报告

城镇化的推进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问题逐渐与直接农业生产脱离关系,同时也给传统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街道在所辖行政村积极推进党务村务"三询制度",通过完善制度平台建设让村民深度了解和参与农村基层事务管理,这一措施有效地发挥了群众监督的作用,在改善基层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思考和探索如何推动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有很大意义。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市公共服务“一门式”改革对社区基层治理的影响

作为近期城市社区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成果,城市公共服务"一门式"改革在部门资源整合、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都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肯定。但"一门式"改革涉及到城市基层体制的总体性变迁,使得街居联结方式发生变动,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即在社区"去行政化"的话语主导之下,"一门式"服务将绝大部分公共服务从社区转移到街道附设的服务中心,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事费配套"的原则,权力、经费等资源会相应地集中于街道,导致社区弱化。故应当认真辨析社区事权与治权的复杂关联,理顺基层社会内部的关系衔接,寻找一种新的平衡点。     

城市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其过程机制——以“淄博烧烤”为例

基于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以“淄博烧烤”为例,剖析其火爆的演化过程和根本原因,给出淄博的城市情感治理模型,探讨城市情感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认为：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情感治理是导致“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而学子报恩事件、网红效应、地域文化、城市服务管理和社会秩序建设共同构成淄博城市情感治理的五个基本维度。从过程机制看,学子报恩事件是淄博城市情感治理的导火索,网红效应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催化剂,“好客山东”地域文化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文化基础,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服务管理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管理基础,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设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社会保障。由此可见,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情感治理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城市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修复城市情感创伤的合理、有效的工具。作为对刚性治理的一种合理补充,情感治理有助于弥合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刚性治理中的干群隔阂,改善缺乏人情味的城市治理模式,实现现代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官员“直播带货”:基层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

官员“直播带货”属于技术行为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在社会资源吸纳方面创造了“现象级”成效,呈现出由实体场景转向网络虚拟场景的特殊性公共治理范式。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对官员“直播带货”的实现机理和实践局限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双重委托代理、技术驱动下的多主体参与以及网络场景中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有效促进了官员“直播带货”的实现。其实践性难题主要表现为官员身份定位模糊、消费者信任困境、制度支持缺位。为此需通过建立价值认同,搭建普遍信任的社会场域;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建设专业化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激活制度活力,增强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从而实现官员“直播带货”的可持续发展。     

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一个注意力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绩效的核心环节和重要机制,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为创新而创新”的“伪创新”现象层出不穷,破坏了基层治理的生态。本文以注意力为分析视角,构建“注意力分配—注意力竞争—注意力持续”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X区治理实践的深入剖析,揭示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创新泛滥的状况。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呈现由强确定性变为弱确定性的特点。诱发创新主体注意力竞争性的变化,由弱竞争性变为强竞争性,而基层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支持创新主体注意力强竞争性的要求。同时,领导注意力持续性的间断性变化导致了对“伪创新”的制度性包容,最终导致了基层治理“伪创新”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取向——基于“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与贫困做斗争,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的治理历程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此探求其创造减贫奇迹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对现存治理问题以及兼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这一未来战略目标的综合判断,提出“十四五”阶段以提升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为赋能治理导向、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为赋权治理导向的建议,以期为下一阶段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形式与逻辑——以天柱县“合约食堂”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是有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甘溪侗寨合约食堂治理模式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了内生动力的表现形式、逻辑机理和激励机制等内容。基层社会内生动力体现在采取以基层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多元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融入基层社会自治规范、基层治理体现群体文化认同的引导等方面。而梳理内生动力各要素的逻辑机理,表现在多元主体共治与基层群众自治耦合衔接,共同需求、共担责任、共享利益是治理内生动力源,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具有动态性等方面。激发内生动力产生治理效能,需要强化基层群众共生性受益群体意识、激发基层群众有效参与的可持续治理措施、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形成与有效运行。     

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X市Q镇的分析

基层政府是主导乡村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基于“强政府与强杜会”的治理理念,以X市Q镇为调研案例,以“动员—服务—互信—共治”为研究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表明,Q镇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面临着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立足于简政放权、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利益聚合等因素,提出相对应的基层政府行为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建构基层社会集体治理网络,促推基层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和互进互促。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的观察与分析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社会角度来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包括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基层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的体系化、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等六个维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遵循有效的行动理念和工作方法。共同缔造作为一种理念方法,以共同理念为核心,以发动群众参与为基础,在优化基层治理单元体系中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体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塑造共同性社会关系和群众精神等建立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共同缔造的理念方法有效地适应了当前基层治理中的诸多困境,深度诠释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表达,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