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赋权”:城市基层治理中“属地逻辑”的创新——基于对H街道办事处“吹哨报到”机制的观察

城市基层政府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如何创新治理方式一直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长期难题。对H街道办事处"吹哨报到"机制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吹哨报到"机制以街道发现问题为起点,并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建立了突击式、账单式、补位式"三步走"的吹哨模式,最终实现街道基层赋权。通过赋权,中央权力和资源下放给了城市基层政府,城市基层政府也能更好地进行街道体制改革,有利于基层官员更好地遵守属地管理的原则,履行职责,回应群众需求,全面激发基层治理新体系。这契合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创新需要。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从“ 为增长而竞争” 到“ 为发展而竞争”

中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过去中央主导的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面临风险与挑 战,需要向新发展模式进行探索与转型。基于中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背景,将转型目标概括 为“为发展而竞争”模式。这一新模式将由中央科学引领,激励地方政府与官员“为发展而竞争”,重点通 过创新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发展绩效乃至制度资产。梳理与提炼这一发展模式的可行性、影响效应、机制 设计以及具体做法,分析新发展模式与经济绩效的内在关系,最后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视角呈现发 展模式转型的真实样本。理论分析表明:中国由中央主导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的演进与完善,构成了中 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宝贵实践探索,有望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 中国的制度智慧。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     

农村社会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与责任机制建设研究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突发事件形成机理,从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主体、内容和过程三方面,提出了建立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管理机制的政策措施:从管理主体看,应当建立政府、社会、居民互动的农村社会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从管理过程看,必须加强农村社会突发事件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全面治理;从管理内容看,重点在预警防范,核心是应急处理,关键是严格问责。     

改革开放四十年干部问责制度：历史图景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公共管理深层次变革,干部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恢复以目标责任为中心的传统问责制度、构建以突发事件为重点的风暴问责模式、健全以履职过错为核心的常态问责体系和探索以作为担当为要素的全面问责制度四个阶段。特别是十八大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干部问责形态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问责形式从应急走向常态,问责场域从行政领域走向党政工作领域,问责事由从过错问责走向过错和无为均问责,问责制度正发生深刻变化。纵观四十年变迁历程,干部问责制度塑造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有效行动力量,开拓了符合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的干部管理体系,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干部责任管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     

经济奇迹、转型困境与地方官员纵向共谋

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治理结构,非正式的物质激励注重个人特殊关系的儒家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地方官员纵向隐蔽利益同盟的产生与延续。纵向隐蔽利益同盟的存在,使地方官员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激励机制以及约束机制均发生显著的变异,使信息共享因共谋而扩大,激励机制因兼容而强化,约束机制因关联而弱化,进而出现了高效激励与低效约束并存的局面,从而也导致了经济奇迹与转型困境并存的困局。而对于地方官员的纵向隐蔽利益同盟现象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地方官员问责模式的反思与重构、"中国模式"的评价与转型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话题做出回应。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掀起“问责风暴”,因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官员免职、引咎辞职现象日益增多。然而许多官员被问责后又离奇复出,公众对问责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是与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与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消极影响有关。要有效地解决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积极推进现代政治文化建设;二是建立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律法规;三是加强对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监督。     

应急管理多主体的治理责任:确责、履责、问责

应急管理治理主体在应急管理实践中暴露的矛盾现象,反映了应急管理主体责任体系在确责、履责和问责环节的建设不足。基于治理理论,梳理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应急管理中的基本责任;基于管理机制理论,厘清了四类典型突发事件中各管理主体的主要分工和责任,明确了应急管理履责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分析问责制度的问责依据、对象、流程和原则,提出各个环节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针对确责、履责和问责3个环节提出了构建应急管理治理责任体系、完善常态化全流程风险监控、健全纠错容错机制和问责追责机制等建议。     

公共危机问责:风险治理制度化的重要维度

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必须担负起公共危机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机制创新,以不断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问责机制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通过对公共危机进行理论界定与类型梳理,提出两种主要的公共危机类型:诱发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回顾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发现,近年来重大的诱发性危机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觑,而内源性危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官员问责和体制问责两种公共危机问责模式,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善治"发展。     

委托代理视角下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制研究

加强对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的监管,形成良性的制约机制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课题。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我国现有的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还存在着问责主客体欠明确、问责体制欠协调、问责机制欠完善等不符合现实监管要求和制度设计不够严谨的问题。当务之急,应理顺中央企业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改善问责机制发挥的制度环境,界定不同问责主体的权责,从法律上明确被问责者的责任承担范围和成本。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 中之义.从"价值一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以司法责任制为切入点

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而落实司法责任制则是这一问题中的突出难点。地方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局部改良及其成效和问题,成为准确定位审判委员会制度、科学评估司法责任制落实状况的注脚。以此实践层面的地方改革和理论层面的定位评估为基础,进而提出限缩讨论范围、完善运行模式、增加开庭审案职能等建议,以最终实现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有效落实司法责任制之目标。     

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表现、成因与对策

借鉴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从个体、组织、个体与组织关系三个层面可构建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从该框架来看,问责对象不精准表现为:在个体层面,以问责一般干部代替问责领导干部,以问责现任领导干部代替问责时任领导干部;在组织层面,以问责下级组织代替问责上级组织,以问责属地机关代替问责垂直管理部门;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问责与集体问责相互代替.党内问责对象不精准的成因包括:在个体层面,混淆执纪对象与问责对象,终身问责机制不健全;在组织层面,职责同构的政党职责体系,垂管部门滥发"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个体与集体责任划分不清晰,避责策略的消极影响.其治理对策在于:在个体层面,区分执纪对象和问责对象,健全终身问责机制;在组织层面,构建职责异构的政党职责体系,清理垂管部门发布的"责任状";在个体与组织关系层面,清晰划分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以集体问责和个体问责配合使用抑制避责策略.     

动员式环境治理何以有效?——基于中央环保约谈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动员式环境治理高度依赖层级官僚体系的动员响应和政策遵从,其有效性取决于地方主责官员所面临的复杂治理情境、纷繁条件约束及其相适做出的策略性环保行动。本文以中央环保约谈为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动员式机制达成有效环境治理的影响要素及其多重并发下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主责官员更迭能够震断政企合谋联结、打破裙带共谋关系,有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动员、施行严格环境管制,但实践中需要注意官员更迭影响动员的时效性特征;常规环保监管机制能够承接起中央动员力量“退场”后的施压主体角色,并通过进一步的政策转换和次级官员动员持续推动压力变现,因此,动员式环境治理的施行不能脱离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建设过程,要实现科层治理之制度化、规范化与动员治理之有效性、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与嵌构;多元参与下的协同共治是动员式机制实现有效环境治理的重要条件,动员式环境治理要以舆论压力和社会参与为保障条件。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基于目标责任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演化博弈研究

目标责任制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对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大气污染的治理过程较为复杂,其治理效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基于目标责任制的制度设计,引入外部因素变量的影响,通过演化博弈探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策略互动,将更符合现实情形.研究表明:外部因素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的策略选择.对于外部因素有利的地区,适度的奖惩即可有效促进地方政府选择积极治理策略;而对于外部因素较不利的地区,加大监管和奖惩力度,将是更好的选择.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