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垄断势力对财务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

从市场竞争结构角度出发,采用200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传统计量方法和基于连续处理变量的非参数推断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考察不同垄断势力企业在杠杆操纵行为上的差异。研究表明：相较于高垄断势力企业,融资难度更大的低垄断势力企业存在更大的杠杆操纵动机;宽松货币政策会缓解企业财务杠杆操纵问题,但增加的资金供给更多流入高垄断势力企业,导致低垄断势力企业杠杆操纵程度下降幅度低于高垄断势力企业。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识别模型

从分析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动机、主要手段及其影响的相关会计科目入手,设计26组有一定配比关系的财务指标,选取1995年～2004年中国证监会以利润操纵名义查处的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组,选取同行业规模相近且经营规范的公司为对比组,进行横向对比与相关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的识别模型,确定利润操纵行为的识别边界,运用该模型对部分上市公司赢利真实性进行检验,为投资者识别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行为提供一套科学可行的方法.     

资本市场投资中重要财务指标的分析与解读

一、调整的原因:上市公司具有利润操纵的动机与行为 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关键在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润操纵行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会计环境和经济环境,以论证上市公司进行利润操纵是否具有利益驱动.     

防范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思考

目前很多上市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润操纵行为,上市公司出于某种动机,运用各种手段对利润披露进行人为的调节,这种行为不仅导致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信任危机,损害了企业形象,而且导致了社会资金的逆向配置,妨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笔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学习对利润操纵的成因、识别技巧、防范对策做了详细的阐述。     

大股东控制、融资规模与盈余操纵程度

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控制、恶性融资与配股盈余操纵是各界高度关注且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上市公司在配股时既可能正向操纵盈余,也可能负向操纵盈余。本文以配股政策3年净资产收益率要求中最后1年为1999年的196家成功实施配股的A股上市公司1999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就此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控股股份为国家股时,盈余操纵程度较小;预期从中小股东处筹集的资金规模越大,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资金储备压力越大,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     

“降杠杆”、“稳杠杆”和“加杠杆”的区域定位——传统杠杆率指标修正和基于“双重”杠杆率测度体系确立结构性杠杆率阈值

"结构性去杠杆"要在准确测度杠杆率的基础上,分部门(政府、居民、非金融企业)界定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杠杆率阈值标准。但是,目前收益债务比形式的宏观杠杆率与资产负债率形式的微观杠杆率严重脱节,且虽然有助于进行不同经济体宏观杠杆率的国际比较及国内不同时期宏观杠杆率的比较,但是分部门的杠杆率却未能与其自身的收益水平相联系从而难以确定各部门的真实风险水平和合理阈值,各地区在确定其分部门的杠杆率阈值时就更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本文基于我国2008～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不同地区实体经济的真实杠杆水平以及传统杠杆指标的错估程度进行了分析,采用"双重"杠杆率的测度体系,建立各地区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阈值标准。研究结果显示:(1)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资本负债率在整体上呈现"东南低—西北高"的地区分布,传统的杠杆率指标对真实杠杆水平产生系统高估,近10年的高估程度在40%以上。(2)结合地区资本价值创造能力以及实体企业对去杠杆的耐受程度,确定各地区杠杆率结构性优化方向和力度。其中,青海、云南、黑龙江、海南、新疆、天津、宁夏、河北、辽宁、福建地区要"逐步降杠杆";吉林、北京、湖北、湖南、山西、重庆、甘肃地区要做到"稳杠杆";西藏、浙江、陕西、安徽、江西、四川、陕西、内蒙古、上海、山东、江苏、河南、广东、广西地区可以适度"加杠杆"。(3)近10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总体财务风险和短期财务风险呈现为明显的"东南降—西北升"的趋势,部分地区风险快速升高,主要由于所在地区高风险企业"杠杆率进一步升高"的风险拉动作用。虽然本文仅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但其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立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杠杆率阈值标准的科学方法,从而为各地方政府有效把握杠杆结构性优化的方向和力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上市公司控制权制衡与关联并购的关系研究

基于前人对于控制权制衡的研究及我国的现实情况,作者提出了上市公司控制权制衡与关联并购行为之间关系的假设,并运用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4年间的关联并购数据,对假设进行了二项逻辑回归分析。本文验证了第一大股东投票权指数越大即基于博弈的控制权越大关联并购行为越少;附属于集团公司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关联并购行为。基于股权比例的竞争力指标与关联并购行为发生的关系并不明显;第二大股东投票权指数越大,关联并购行为越多,从而证明上市公司大股东之间存在一定的共谋关系。     

年报语调与内部人交易:“表里如一”还是“口是心非”?

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公司2007～2014年年报语调的文本分析,本文研究了年报语调与年报披露后的内部人交易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年报语调越积极,公司高管在年报公布后一段期间内的卖出股票规模越大,净买入股票规模越小,表明公司高管编制年报时存在"口是心非"的操纵嫌疑。进一步研究发现,年报披露后中期市场表现差、信息透明度低、非国有控股的公司高管交易与年报语调的反向关系分别显著强于年报披露后中期市场表现好、信息透明度高、国有控股的公司;而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交易者职位(是否核心高管)对年报语调与高管交易关系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年报语调越积极,高管亲属卖出股票的规模也越大,但未发现公司重要股东交易与年报语调相关。上述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存在语调管理行为,年报语调成为除会计报表以外另一种可以被内部人管理或操纵的信息。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较强的股权融资偏好.国内学者根据代理理论认为股权融资过多的企业未能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而使企业绩效下降,如果从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影响这一角度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通过对 2000 年～ 2003 年深市和沪市 796 家公司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资本结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也是导致企业采用低财务杠杆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一原因而导致的财务保守行为是合理的,它是企业为避免财务风险、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而采取的战略行为.     

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能够发挥债务治理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过往鲜有文献在微观层面识别企业从影子银行融入资金的规模,因而更多从宏观层面研究影子银行融资的治理效应.本文以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杠杆操纵的程度来识别并衡量微观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规模,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融资拥有一般银行信贷无法获取的隐性信息而具备融资合约特殊实施机制,因而更能节约融资企业的代理成本.影子银行融资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客观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期限较短、利率高,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的投资项目,因此有效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拓展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低,融资约束越小,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影子银行融资上述治理效应越显著.本文丰富相关研究的同时,能够为影子银行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重要借鉴.     

股票市价、所有权特征与公司投资行为研究——基于股权融资依赖视角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了股票误定价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模型.在模型阐释和制度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在不同的股权融资依赖度和所有权控制特征下,对股票市价与公司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在相同的股权融资依赖度下,地方政府所辖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大于民营产权控制和中央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股票市价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不同的所有权控制特征和治理效率而存在差异;监管机构加强对融资需求的评估与公共治理的强化,是抑制地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资金配置自利动机的有效途径.     

管理者留任影响控制权变更吗?

本文主要研究管理者留任是否影响控制权变更,通过分析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过程中的交易价格溢价,研究企业高管是否存在压低交易价格换取留任的自利行为。我们对1993～2005年共13年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管理者留任将影响控制权变更,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溢价越低,董事长和总经理留任的机会就越大,全体高管人员留任的比例也就越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在控制权变更过程中谋取私利的行为更明显;与非控制权转让的公司相比,国有企业董事长的留任会降低控制权交易的溢价水平。本文为规范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践依据。     

金融危机、政府补贴与盈余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上市公司是否为获取更多政府补贴进行盈余操纵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负向盈余操纵的公司获得更多政府补贴;(2)金融危机之后,负向盈余操纵与政府补贴关系更强;(3)公司使用负向盈余操纵获取更多补贴,会降低政府补贴的边际价值,且操纵程度越大,政府补贴边际价值越低。进一步检验还发现,盈余操纵至亏损状态的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而盈余操纵降低政府补贴边际价值现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该结果说明,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贴时,需考虑其可能存在盈余操纵,借助非会计信息以提高补贴的科学性,降低政策性风险,以促进补贴资源更加合理配置。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对上市公司操纵利润行为的思考

上市公司为使企业对外业绩报告达到所需的既定盈利水平,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有目的的干预,操纵利润,以期给企业管理当局带来经济上或政治上的私人利益。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操纵利润行为的动因;提出了防范操纵利润行为的对策。     

税率调整和资本结构变动——基于我国取消“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取消“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事件,研究公司税率外生性变化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由于取消“先征后返”优惠政策提高了公司税率,它们相应地提高了公司的财务杠杆,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资本结构理论。同时,本文还发现原来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其提高财务杠杆的方法是增加公司债务融资,而不是降低所有者权益,这一结论与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的事实相一致。本文是第一篇直接研究公司税率外生性调整与资本结构变动之间关系的论文,它运用中国的数据检验了公司税率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经典资本结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证据;同时,本文首次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司税率发生变化时的资本结构决策行为,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行为乃至财务行为的改进提供重要的依据。     

浅析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及其风险防范

本文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原因入手,从其内在动因和外在原因两方面进行分析,揭示上市公司进行利润操纵和财务欺诈的手段,进而提出利润操纵行为带来的危害,它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影响社会秩序,所以对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的防范和打击治理势在必行。     

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与原因分析

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是上市公司理论和实务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影响着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质量和信息使用者决策的科学程度,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机制还不完善,易导致公司偏向机会型会计政策选择。本文以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存在的问题为重点,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以图减少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     

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企业出现持有大量现金与现金等价物的现象,为什么企业持有大量的现金与现金等价物,以及企业持有现金的后果等问题,逐步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而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主要从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等方面展开现金持有量的研究.由于我国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同国外有很大差别,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内部人控制严重,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国外的实证结论直接移植到国内缺乏说服力.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也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我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我国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特质性因素和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银行性债务、净营运资本负相关,与公司的投资机会正相关,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得到了经验支持;国有股、董事会规模、股东保护程度与现金持有量负相关;经营者持股与现金持有量正相关;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以及领导权结构并没对公司现金持有量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从现金持有量的角度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不完善性提供了证据,需要我们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