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抱告制度在州县民事诉讼中的实践——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社会某些特殊主体不能独立参与诉讼,需要抱告代替告状人递交诉状以及承担其他相关的责任。清代各朝状式条例对需要抱告的特殊主体进行了界定,但在诉讼实践中,抱告的类型和实际状态却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面相。根据清代巴县诉讼档案,对抱告的实际呈现状态、"老幼"的具体表现、抱告与诉讼当事人的关系、抱告窃名告状等进行归纳和总结分析,以期对清代抱告之规定与实践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清代童养媳现象探析——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童养媳是指女孩在年少或者年幼时期就被未来的公婆家领养,待达到成婚年龄时再正式结成夫妻.童养媳的名称多种多样,在类型上也各有不同.探究童养媳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可以从抱养童养媳的男方和出抱女儿的女方两方面来进行分析,清代巴县档案中的童养媳诉讼案例对这些原因有着较为全面的体现.归根结底,经济的贫困、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以及重男轻女的广泛存在是滋生童养媳现象的主要因素.童养媳是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但是现在个别地方依然还存在此类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予以明确的禁止.     

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地方秩序——以巴县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使用"第三领域"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清代基层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这里,我们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依据,探讨巴县乡约、保长、客长等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实际状况,解释巴县的乡约、保长、客长制度与清代乡约、保甲制度之间的联系,分析这些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性。     

清代金川战争时期巴县社会状况的考察——以巴县档案为考察中心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是清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它除了对朝廷造成重大影响之外,对于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同样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尤其在四川各州县,金川战争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战争期间,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都深受兵燹之苦,疲于办理各项军需事务,处于较为特殊的状态。     

清末新政时期巴县应对改革的态度与潜在目的——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为了拯救危局而采取的重要改革。地方社会在应对、实施国家改革政令的时候,通常以振兴国家、实现富强等"利国"的话语相号召。然而通过巴县档案具体考察基层官民的态度可以发现,他们对新政改革的认识其实更多是基于自身具体利益的判断。一些人积极参与到新政事务中,虽然推动了地方的改革实施,但他们潜在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权势,这在主观态度的方面显示出新政改革在地方的复杂面貌,也从底层的视角说明了为何新政改革最终难以取得成功。     

晚清重庆华洋诉讼与地方司法初探———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华洋诉讼是晚清司法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川东重庆自开埠后,外国人大量楔入,在频繁的中外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华洋诉讼案件。囿于资料上的限制,这一主题长期乏人问津。以四川省档案馆藏的巴县档案为中心,对数量上占最大比例的钱债、偷窃诉讼案件进行研究探讨,基本涉及诉讼的实态、基层司法的运行以及重庆城市面貌三方面的问题。通过其考察可以了解晚清中国西部面临的复杂社会情形,也可从一个侧面深化对清史的研究。     

清代退婚文约之特点及真实性探讨——以巴县档案为例

民间发生退婚悔婚,书立退婚文约是保障当事人双方权益的重要举措,而这些文约在发生诉讼之时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据。"空口为凭,立字为证",这恰恰就是档案凭证价值的主要体现。退婚文约不仅有较为固定统一的格式,而且在语言运用上也有其特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退婚文约在内容上并不是完全真实可靠的,甚至有的退婚文约并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只看文约本身并不能知晓事实真相,文约内容需要与档案中的其他材料结合起来辩证地加以分析,才能大概了解事实或者尽量接近事实。     

健讼与惧讼：清代州县司法的一个悖论解释

以州县自理案件为视角来讨论清代诉讼文化是一个很好的进路。通过考察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参与者（诉讼两方、作为诉讼帮助人的讼师和司法官员）的诉讼心态和策略选择,可以发现州县自理案件参与者的心态和行为存在一种＂健讼＂和＂惧讼＂的悖论式决策博弈过程,这是构成清代健讼风气乃至司法文化的关键。     

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     

清代巴蜀“咽噜＂性质研究——以《清代巴县档案》与巴蜀古籍为依据

在清代巴蜀“咽噜”这一社会群体中,真正的“咽噜”无疑具有黑社会性质。但是,被官府认为具有“咽噜”嫌疑的,还有诱赌、哄骗的川江水手,形迹可疑、行色匆匆的过路人,乃至偷摸他人钱财的乞丐。而成群结伙的“口国噜”中,又裹挟着乞丐、水手及其他失业者,这就使得“咽噜”这个社会群体的成份变得十分复杂。     

基于巴县档案看地方档案在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价值——以“卖”为构词语素为例

清代巴县档案在法学、史学、商业、民俗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但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却鲜有人问津。其以“卖”为构词语素所构成的复音词多达32个,无论是从共时分析还是历时考察来看,其可以丰富汉语的历时词汇系统,揭示体裁语言在汉语词汇研究中应当加强,为方言词汇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同时也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与修订提供更多的词条与书证。通过巴县档案以“卖”为构词语素的复音词的研究,以巴县档案为代表的地方档案在汉语词汇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夫妻吵架还是疯病复发？——从巴县“唐德声自尽案”看清代司法档案的辩证利用

清代司法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发现了司法档案中的虚构问题,提醒研究者警觉。清代巴县“唐德声自尽案”,展示了通详前后案情叙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清代基层衙门在命案审断中的实际面向,加深对清代司法制度的认识。在利用清代司法档案的过程中,需要秉持辩证的态度,既要认识到其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盲目尽信,更不能因为存在虚构现象就否认这些档案的价值。注意利用的方式方法,处理好个体与案卷整体的关系,悉心比较与鉴别,能有效规避虚构带来的影响,最大限度发挥这些档案的价值。     

移民、善堂与地方权力结构——以清代巴县至善堂为例

清代的巴县是以移民与移民后裔为主的城市。善堂在地方社会中不仅扮演着移民团体自我救济、互相帮助的角色,同时也是移民团体扩大在地方社会中影响力的有力方式。透过善堂,移民商人找到了进入地方权力网络的路径。本文通过对清代巴县至善堂的考察,力图揭示出善堂在移民商人与地方社会中的中介作用。同时,也勾勒出善堂在移民为主体的地方社会中的独特运行模式。     

清末江南会馆经营状况初探 ——以巴县藏光绪三十三年档案为研究中心

巴县档案中所存会馆档案,以江南会馆存量最为丰富.本文选取江南会馆光绪三十三年账本作为研究中心,配合会馆其他年份账本,分别梳理了其收入与开支项目,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江南及阖省会馆的盈利情况、管理模式和祭祀活动进行探讨.此外,结合账本中的记账货币类型,文章对重庆地区货币流通领域的市场划分也有简单涉及.     

近代重庆中英“版权”诉讼案研究——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20世纪初期的重庆发生了一起令人费解的华洋"版权"纠纷案.上海广学会状告重庆城的书铺私自翻刻售卖他们的书籍.英国驻成都总领事照会四川总督要求严肃处理.过道行县,案件由巴县衙门直接负责.诉讼案最后以书商接受罚银的惩处告结.戏剧性的是,责罚权转移到了行业团体——书帮手上.所罚银两也不是支付给原告上海广学会,而是披给地方劝业局使用.结合时代背景,思考不寻常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近代中外势力的博弈与妥协、中国商业的发展以及对教育现代化的追求等因素引起了地方司法实践的变化.     

司法审查与民主——以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为考察对象

司法审查制度作为美国宪政的一大特色而为美国人所骄傲,但司法审查制度也面临着反多数主义难题。我们应考察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历程,通过分析美国宪法学家为解决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所提出的各种主张,从而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晚清地方州县武庙的经费收支问题——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武庙作为关帝信仰的物质依托,其经费收支问题实为关帝信仰研究之一端。《南部档案》中有关晚清南部县武庙的档案为我们理清和认识武庙的经费收支问题提供了文献支撑。晚清南部县武庙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方的划拨、筹集和民间的捐献、充公以及武庙自我经营所得到的收入;支出则主要在祭祀武圣和修缮武庙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