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科学理解企业贸易模式选择行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视角,运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模式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均会显著降低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份额,提升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份额,且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将进一步放大这种“贸易模式转型升级”效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估计模型、估计方法和估计样本均保持稳健。由此可见,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会倒逼“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一般贸易企业,而在本国合理发展和布局贸易中介,将有效缓解出口企业所受国外之约束,增强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韧性。     

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基于辽宁省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期部分学者发现的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问题,可能是加工贸易比重过高导致的。为此文章选择加工贸易比重较低的辽宁省作为检验对象,对2003～2008年间持续存在的2644家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生产率悖论”在该地区并不存在,高生产率是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同时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市场进入成本等也会影响出口。针对人均利润、人均应收账款等方面的对比还发现,国内信用制度较差、交易成本过高也可能导致了中国企业“被迫出口”。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加工贸易企业升级路径分析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郁，中国内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一定的不可持续性和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中国加工贸易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和低生产率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随着外部贸易环境、国内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分析中国加工贸易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描述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加工贸易的若干特征和“低端锁定”问题，引出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经营决策、出口行为以及企业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影响，并围绕以生产过程、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为主的产业内升级和以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特征的产业间升级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的路径。研究认为，着重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本土企业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以及自主研发能力的培养，同时结合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现实背景，实现东西双向开放，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的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等，是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路径和新机遇。     

加工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进料加工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加工贸易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而且还带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原材料、重要机器设备和附属技术等的进口.这表明,加工贸易可能通过多种影响渠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发生作用.     

不同出口贸易方式对碳排放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研究

不同的出口贸易方式意味着出口生产模式以及能源投入的差异,因而对碳排放的影响也不相同。利用静态与动态模型对51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这两种不同贸易方式对碳排放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都会带来碳排放的增长,但加工贸易出口带来的碳排放相对更小;在考虑动态因素后,二者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差异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高收入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带来的碳排放显著增加;而在中等收入城市,一般贸易出口仍旧是出口贸易中引起碳排放增长的主力。对此,中国应该继续推动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贸易方式转型,限制、调整一般贸易出口中高污染产品的占比,加大相关产业科研经费的投入,推进出口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     

对北京市“三资”企业出口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三资”企业产品出口是北京市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近一个时期,同全国外贸出口企业一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许多问题。为此,本文对1995年底前开业的“三资”企业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调查,分析了现状,寻找了问题,研究了问题的成因,提出了若干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生存与出口转内销

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研究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失败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转内销”,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幅度更大。     

论新时期我国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

近年来,我国对外出口已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但这种增长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其特点是出口企业以外资企业为主,出口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后果是出口将不可持续发展,并且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因此,目前必须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着手,通过调整出口政策,建立新的出口考评体系,促进加工贸易升级,鼓励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加强出口企业间整合,以转变这种增长方式。     

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对安徽家电产品出口影响

近些年安徽家电产品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作为全国重要家电生产基地,安徽省家电产品传统出口方式极易受国际市场行情影响,出口波动较大.而从2016年开始建设的中国(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开启了安徽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之路,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无疑给安徽省家电产品出口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安徽片区的跨境电商综试区...     

论对“三资”企业的宏观管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步伐加快,苏南地区“三资”企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路子越走越宽,成效越来越大。由于“三资”企业能充分运用合资外方的销售渠道,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注意运用国家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宽松条件,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后劲足,显露出勃勃生机。一批产品上档次、技术上水平、质量上台阶、效益上一流的“三资”企业开始脱颖而出,对调整、优化工业经济结构,特别是对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起到了较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在大踏步向前发展的进程中,由于“三资”企业发展尚处在探索阶段。经验不足;“三资”企业的发展带有“先上马、再备鞍”的性质,一些配套完善措施也来不及跟上,因而,对“三资”企业的管理,确实存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与加工贸易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核心载体,在引导和促进加工贸易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04-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研究发现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但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加工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相互效应的地区性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不同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相互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利用比较优势增创竞争优势--福建省机电产品出口优势分析

机电产品应该具有品种的比较优势、出口市场的比较优势、贸易方式的比较优势、出口企业的比较优势.机电产品出口的贸易竞争指数不尽如人意、出口总额的比重低、技术层次仍然偏低、加工贸易出口的水平不高.机电产品出口依托的产品技术结构落后;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出口生产企业集中度不高;非关税壁垒的制约.应该营造和培植企业进一步扩大出口的主导优势;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创造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条件;构建推进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宏观支撑体系;健全风险投资机制.     

论浙江“三资”企业产业结构的现状与优化对策

本文着重研究了浙江省“三资”企业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主观和客观上分析了构成该省“三资”企业现有产业结构的基本原因；并从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发展的战略产业、价格体制、“复关”对该省“三资”企业产业结构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民族工业的保护等问题分别提出了优化对策。     

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来自二元边际视角的经验证据

前端污染治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落脚点。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前端污染治理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前端污染治理显著提升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其次,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前端污染治理并未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波特假说”不能解释前端污染治理对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而生产率的动态分解结果表明,存活企业间配置效应和退出企业效应是前端污染治理影响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最后,进一步考虑企业出口边际,前端污染治理通过生产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并且这一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扩展边际与大企业、加工贸易层面。结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如何从环境治理领域培育出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农村集体资金和资产是广大农民群众长期以来共同创造的财富,农村集体资源是国家赋予广大农民群众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以下简称“三资”）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巩固壮大集体经济,推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陕的发展。近年来,南通市就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实践与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发挥“三资”企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指引下，我国从1979年开始兴办“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十多年来，由于它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现就“三资”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谈谈我们的意见。一、“三资”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三资”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     

论部分“三资”企业的避税和反避税

目前,“三资”企业中存在着大量的“零”利润现象或亏损现象．但即使如此,部分“三资”企业却还在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究其原因是这些“三资”企业在有意识地进行避税活动,其结果是部分外商的母公司（跨国公司）大量获利,而我国的税收大量流失．因此,对“三资”企业的避税手及、影响避税的因素及反避税的对策等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应引起重视。     

中国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发展与管理研究

本文着重分析经济特区“三资”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三资”企业保留必要的指导、监管并提供服务等的职能作用，正是这些必要的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促进了宏观调控与有效服务之间的密切联系的逐步形成及其有机结合，保证了特区“三资”企业的日益向前发展。     

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经营机制比较研究

本文认为,从持续不断地实现资金价值增殖力和竞争力来看,我国目前的“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都比国有企业强。因此,国有企业借鉴“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并为推行股份制创造条件。     

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基础交易与金融交易划分的思路

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大幅增长并部分替代了外币流动,有其深刻的政策背景与经济环境.文章将跨境资金流动划分为基础交易与金融交易两类,运用计量方法对跨境人民币流动驱动因素进行验证,结果证明,政策性因素对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且套利需求也是资金流动的重要原因;跨境基础交易人民币结算稳步发展,避险功能显现;金融资金流动大量存在,对利率及汇率变动敏感性较大,值得监管部门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