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改革开放30年,引发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成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阶层分化与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CGSS 2010的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不到1/10的农民已经实现乡城永久迁移,接近1/10的农民有乡城永久迁移意愿.阶层分化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白领阶层农民已经永久迁移和有永久迁移意愿的比率均最高,蓝领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次之,农业劳动者阶层最低;主观阶层、阶层流动预期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主观阶层等级越高,阶层流动预期越好的农民永久迁移意愿越高.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设计应改善蓝领阶层的生存环境、加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农民进入白领阶层的渠道,以推进农民的城镇化进程.     

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

文章通过对夫妇职业地位和教育获得状况的分时段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婚姻安排过程中存在的“门当户对”式阶层内婚制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继续延展。随着公有制的建立,虽然一度消解了基于财产占有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差别,但基于职业和教育等级而新生的阶层地位等级,却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婚姻选择。绝大多数人的婚姻对象,都在自己所属的阶层或与自己所属阶层等级地位临近的阶层。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金字塔"型还是"橄榄"型,在上海社会分层研究中仍有争议,而对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更是缺乏关注。文章依据公共权力、产权和市场能力3个维度将上海城市居民划分为6个社会阶层,并根据2008年"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目前上海城市居民的阶层结构仍然具有典型的"金字塔"型特征,距离"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较大差距。文章通过对不同年代代际流动表的分析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父辈阶层地位和子辈阶层地位之间的关联度逐渐增强,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了一定的边界,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跨越边界实现上向社会流动的难度较大,这一现象可能会给上海城市居民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定的风险。     

全面二孩时代二孩生育的阶层差异研究

已有研究从数据上证实经济条件是影响二孩生育的关键要素,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阶层差异的视角切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不同经济地位家庭的生育意愿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在现代生育观念占主导的地区,布迪厄在《区分》中所述的生育阶层差异现象对于当下中国的生育研究很有启发.笔者在2013-2015年期间有针对性地选取上海、江苏、山东、江西、福建、广东六省市的40个城乡家庭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二孩生育实践并非与生育政策的开放保持一致,上层直截了当地生育二孩,中层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为强烈且实践可能性较大,而下层放弃二孩生育的可能性最大.消费社会下的抚育成本急剧攀升、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和生育惯性的影响从不同侧面解释了这种生育行为阶层差异的形成机制.     

网络与阶层的双重区隔——内地优才在港融入网络的差异

1990年代以来经济的纵深转型导致香港发展所需人才严重不足,政府逐步推出人才引进计划,内地优才为了实现其"香港梦",源源不断赴港工作。本研究发现,内地优才在融入香港生活过程中出现了双重区隔的状况:首先,内地优才有选择性地融入不同的网络,情感化的"大陆圈子"与工具化的本地网络二者区隔开来,这是文化惯习使然,亦是内地优才维持个人优势的潜在条件;其次,内地优才处于职业阶层的中上层,在客观位置上与主观阶层品味上都区分于其他内地新移民及香港本地底层;这二者交叉互动,使内地优才成为"孤立"的群体,难以建立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文末,笔者认为进一步加快两地社会经济的融合是解决双重区隔问题的根本前提。     

转型加速期门当户对婚姻的错位与危机--阶层封闭视角下离婚率上升的新解释

门当户对一直是人们缔结婚姻时遵循的隐形规则,是稳定婚姻的基础之一,其实质是一种阶层内婚姻,所体现的是阶层问的封闭性特征。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我国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判定社会地位的标准从政治中轴向经济收入中轴的转变．使在原分层体系下门当户对的婚姻变得“门不当户不对”．因而也使原本稳定的婚姻基础变得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婚姻危机,而在此背景下的离婚率上升,又再次印证了“门当户对”的阶层内婚姻的稳定性和合理性。     

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数据,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略低于男性,女性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和户籍差异;女性主观阶层认同水平良好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影响,用社会经济地位替代主观阶层认同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同样显著。教育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存在户籍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小学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对农业户口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收入在教育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关系中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在不同教育程度的中介效应中表现不一致;当教育程度较低时,收入是完全中介效应,教育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主观阶层认同;当教育程度较高时,收入产生部分中介效应,教育既会直接影响主观阶层认同,也会通过收入水平提高间接影响主观阶层认同,其中高中学历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建议不断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推进性别平等和女性社会参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和男女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女性主观阶...     

城市居民主观阶层认同和社会意识——以武汉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非阶层化”向阶层分化迅速转型。不同的社会阶层可能形成不同的社会意识。在实地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武汉城市居民主观阶层认同与对相关社会问题观点的比较研究显示,与反腐等政治性问题相比,居民更加关注“民生”问题;主观社会阶层认同较低的居民较不认可目前的贫富差距合理性;但是无论哪个阶层都认同政府应该负起缩小贫富差距的责任。对该问题的看法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区别。     

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

文章根据抽样社会调查的结果,对中国城市人口的主观阶层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呈现出“中间阶层认同”相对缺乏的特点。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影响着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有父辈社会地位、个人的“相对剥夺感”强度、个人客观社会地位及所处区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