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研究专辑

正主持人语: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史无疑是其中核心组成部分,岳麓书院的师生亦以经学史为研究重点,并承担了经学史的系列课题。本辑论文以经学史研究为主体,涉及汉、宋、清几代的经学研究。我们还会继续推出经学史研究专辑。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经学史研究的新篇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我们高兴地看到又一部学术史的专著问世了,这就是福建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０１年９月出版的由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 本书系吴雁南教授主持的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陆王心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课题的基础研究项目。“陆王心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课题的最终成果《心学与中国社会》早在１９９４年就出版了,而其基础研究的《中国经学史》却迟至今日才面世,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可想而知。黔渝两地学者经过８年的时间,通力合作,现在终于完成了这一学术史上非常重要但又比较困难的工作…     

周予同教授的经学史研究:经学与史学

我正式的宣示我的意见吧。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象医学者检验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更其是青年学生去崇拜,好象教徒对于莫名其妙的《圣经》一样。……如果你们顽强的盲目的来提倡读经,我敢作一个预言家,大声的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着古衣冠的僵尸!     

析恩格斯晚年的一个重要观点

恩格斯晚年曾对《共产党宣言》何以这样冠名有一个追忆性的说明 ;在另一地方他又明确讲到“三十年不曾使用”共产主义一词的事。这两段话虽然是在不同时间、地点、情况下说的 ,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后一段话恰恰是解答为什么会有前段话的说明的根据     

杜国庠与中国经学史研究

<正> 杜国庠对中国经学发展史的研究,究竟有那些具体而又主要的建树呢?笔者想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评价。一、关于对“经”的诠释。什么叫“经”?这个似乎很简单的问题,在历史上却搞得     

英国文艺批评史中的唯物论观点传统

本文所要谈的限于唯物经验论在英国文艺批评中的影响。文艺批评往往伴随着文艺创作。英国的文艺批评历来和诗歌创作结合得尤其密切,批评大都是属于诗歌理论探讨的文章。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艾略脱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稿集《诗歌的功用和批评的功用》,其副题为《英格兰批评同诗歌的关系的研究》。这个提法当然不是代表个人的意向,而是依据客观情况,并且反映了欧洲文学传统的实际。诗歌是最早的文学创作。它早于文字是无可争论的,甚至有人以为还早于语言,在文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在西方谈到文学,习惯上总是诗歌领先。古希腊的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以诗歌为其探索对象。亚理士多德把他的批评专集名为《诗论》,罗马诗人贺拉斯也沿用了这个名称。这些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有巨大的影响,英国也不例外。     

秦可卿命名阐释史述论

秦可卿名姓的内涵一直是《红楼梦》读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小说问世以来秦可卿命名阐释史作详细梳理，以期探究各种阅读与阐释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心理。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新观点

1、中国军民伤亡人数为3500万 长期以来,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数字一直说法不一。1946年国民党政府根据战时统计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认为军人伤亡为331100人,民众伤亡8420898人。1946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年鉴》认为中国军民伤亡数字为3500万,其中死亡1800万,伤1700万。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在《太平洋战争史》一书中,也持相同看法。     

共和国宪法变迁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宪法学界多年以来一直都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但是,无论从权威机关确认的变迁形式,还是从程序、内容和名称来考察和分析,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三次大的宪法变迁,其性质都是修改宪法,而不是制定新的宪法.共和国宪法史上,只制定过一部宪法,而不是四部宪法,现行宪法是经过1982年修订的1954年宪法.我国每次修宪之前,都是由中共中央提出宪法修改的建议,这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宪法惯例,虽然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它符合宪法精神和原则,因而是合宪的.为保障修宪程序的正当性和明确性,这一宪法惯例应当成文化,法治化.1954年制宪过程中移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宪法,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选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其历史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     

我对《纲要》中一个重要观点的看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四次会议审议和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跨入21世纪的宏伟纲领.实现《纲要》,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是保持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为了及时学习和认真领会、贯彻《纲要》精神,本刊编辑部约请我院部分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及院外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方向,笔谈个人对《纲要》的认识.现刊登如下:     

西王母流变史的文化阐释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中的尊神 ,笔者从大量有关资料中梳理了它流变的巫、仙、神三个阶段。指出西王母流变的过程实质是有关内涵不断衍生膨胀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西王母形象从不食人间烟火的狞厉逐渐亲近世俗人间 ,经历了具备德性力量的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内涵沉积在传统民间文化中形成庞大的”文化群落” ,影响到后来的民俗、节日、地名、水名等     

论阮元对传统经学诸范畴的新阐释

阮元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型官员,其经学研究注重训诂基础上的义理探求,强调学术的实践、实用、实行,与乾嘉诸儒纯致力于考据有别,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他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致力于"仁学"观的重建;《性命古训》,新释"性命",倡"节性"之说;《论语一贯说》、《大学格物说》,倡"圣贤之道,无非实践"新观念。他对儒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考释、申发,不是着力于"向上一层"的探索,而是一一归本于社会政治与伦理,以为"经世之具"。     

《毛诗》及其经学阐释与唐诗文学价值

唐诗在主导的人文精神、批判现实精神和抒情言志的艺术等方面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复杂、庞大的体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而铸造了品格昂扬健康、充满人文情怀、现实精神和抒情艺术再创辉煌的唐代诗歌成就.     

周恩来几个主要文艺理论观点阐释

本文对周恩来几个主要文艺观点进行了阐释：文艺不进行改革是不行的；要敢于写人民内部矛盾；要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美、人情美；以我为主，加以溶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相结合；文艺战线上也有统一战线。     

美国史:意大利的观点

每当我们涉及到意大利和美国关系的这一课题时,1946年必然会被看作是分界线。这是因为正是在那个时期,美国先是在军事和政治事务方面,后来又在文化事务和生活方式方面,对意大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并不意味在1945年之前美国从未在意大利舞台上露过面。但是美国人的露面以及对意大利所产生的影响都是间接的。自18世纪末叶起,美国始终主张“多     

美国史:欧洲的观点

象所有对美国史怀有兴趣的欧洲史学家那样,我常常问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尽力为研究美国的往事作出有意义的贡献;这种贡献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的美国的史学家,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象他们那样的严谨的专家,而且还缺乏他们那样的技能和经验。我认为只要我们谦逊,便能作出某些答案。美国虽与我们远隔重洋,但这未必会对我们研究美国史产生不利。我们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