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论简本《五行》非子思所作

关于简本《五行》的作者,学界大都认为是子思所做,通过与《中庸》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内外关系中都有两个指向,即:由内而外的指向和由外而内的指向。但《中庸》以由内而外的指向为主,简本《五行》以由外而内的指向为主。在最高境界方面,《中庸》将"圣"作为最高境界,简本《五行》中"德"是最高境界,而"圣"只是五行之一。简本《五行》第一章中五行的次序是仁、义、礼、智、圣,这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简本《五行》整体思想的次序是圣、智、仁、义、礼,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有很大不同,故简本《五行》第一章所言的五行,是对子思所作《五行》的引文,而简本《五行》第一章之后的作者另有其人。     

《中庸》成书再辨正

《中庸》之为儒家经典,历经了其成书及不断被解释的过程。它首先是一篇儒家文献,而且是古文献,亦即指涉经史子集类的传世古书。它的出现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庸》成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庸》的成书问题。笔者以为,尽管新的史料将《中庸》成书问题的讨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以往某些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诸如年代、作者、篇章结构等问题有了迎刃而解的可能,争议的新焦点也相对更加集中。但对有关《中庸》成书这一公案做出一锤定音的了断似乎仍难免有些过于乐观了。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     

论荀子孝道观——以《子道》篇为中心

荀子论孝道之所以会被忽视,和《子道》篇的可资采信密切相关,通过对包括《子道》篇在内的《荀子》最后六篇文章的考辨,可以基本确定其与荀子思想体系的关系;以《子道》篇为中心考察,荀子论孝道不是孤立的,君道、臣道、子道,三者互为辅助,构成其礼制系统的重要内容,在孔孟之外对孝道提出了"礼制"层面的准则和要求,论孝道与其思想体系相关联,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更有着自己的创意阐发,实为儒家孝道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构成。     

永嘉学派的解《易》进路——以薛季宣、叶适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叶适都很重视<易>.他们对<易>之地位与成因的回答、对"道器"关系的解决、崇阳黜阴的主观选择等都突出了永嘉学派解<易>的不同进路.     

《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于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于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生年不会晚于此年。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以季本对朱子《中庸》诠释的批判为例

明代学术经历了由早期“宗朱”向中晚期“崇王”的演变。阳明学者季本通过对《中庸》“已发未发”“戒惧慎独”等内容作出心学化的诠释,积极回应、参与明代学术的这种演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以朱子为对话者,透过对朱子相关诠释的批判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转王”的学术演变进程中朱学始终未因阳明学的发生、发展而“离场”的事实。季本对《中庸》的诠释及对朱子的批判,成为我们把握《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之互动关系以及厘清明代学术演变进程中的一些细微面向的重要个案。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体道德的传统文化溯源——以《中庸》为论述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思想之源,特别是《中庸》一文,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体道德准则的思想源头之一。具体而言,《中庸》的"性、道、教"思想以及"慎独、忠恕、至诚"的修养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思想奠定了深厚传统文化底蕴,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因而能够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践行。     

《诗经》“婚恋时中”思想研究——以《大学》《中庸》的引诗为例

“婚恋时中”是《诗经》的一个研究方面,它是儒家中庸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婚恋时中”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拘常规,应时世之变而随时变通,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进取、变革的精神。在《大学》与《中庸》的引诗中“婚恋时中”思想明显且前后具有承继性。“婚恋时中”与亚氏“幸福中道”的伦理差异可做进一步的比较探索。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李白古题乐府曲辞举隅——以《长相思》为例

李白创作的古题乐府不仅数量在当时诗人中是最多的,而且还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赞许。本文以李白创作的三首《长相思》为例,从音乐曲辞方面就他对古题乐府曲辞范式的恢复、改造和创新做一些探讨。并通过对乐府诗诗体形式的研究,从古题乐府曲辞的角度考察他的拟古乐府创作规范。     

简帛《五行》篇“悳”概念的义理结构

由孔子彰显的人自身的道德主体和自觉,在他之后的那些早期继承者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转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从人的内面基础和身体上的表现这两者的结合上来思考人的道德习性和行为。简帛《五行》篇从一些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以直心之德为出发点,为仁、义、礼、智、圣这五种道德价值寻找根据和说明;尤其是以悳为天道,把悳同天道、天、天悳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内在的悳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这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早期儒家的德性伦理和道德哲学。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     

工夫消解本体——论张九成的《中庸》研究

张九成是理学向心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他通过"工夫消解本体"方式实现了心本论的构建.就"工夫消解本体"来说,它在张九成<中庸>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张九成通过对"戒慎恐惧"、"慎独"、"诚"内心修养工夫的重视,消解了理本体,形成了心本体.张九成与陆九渊建构心本论的方式有明显区别;张九成对<中庸>的研究是秉承儒家的旨意、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它在张九成思想体系的构建中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