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刑法——法治背景下的刑法之应然形象

法治的精义在于保护人权,刑法的目的和终极归宿也在于保护人权,人权刑法是法治背景下的刑法之应然形象.人权刑法的实现,有赖于对刑法的存在根据和目的的重新认识,有赖于对罪刑法定主义忠诚维护以及刑法解释上的遵循刑法客观主义的理路.     

晚近名案中的刑法理论问题探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著名案件,比如邓玉娇案、梁丽"金首饰"案、孙伟铭醉驾案、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等等.这些案件的处理,为日后法律职业人运用刚性法律应对纷繁复杂的具体事案提供了绝佳借鉴;同时,这些名案背后也深藏着许多艰深的刑法理论问题,有待刑法研习者加以深入研究.     

和谐之美的刑法底蕴——论刑法观念的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更新。安定有序以及公权与私权的良性互动是和谐社会的内在特征,这些特征与刑法所具有的社会保护及人权保障功能产生了交集。因此,和谐之美必然包含刑法底蕴。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一些传统的刑法观念与和谐社会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反思传统观念,树立新型观念,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     

保护人权——刑法的终极目的

刑法目的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价值.刑法学界对刑法目的的理论分歧表明"刑法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对于刑法目的的正确阐明,只有站在国家及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宪法基本价值的高度,只有从刑法的特殊性入手,只有依据宪法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才能具体而深入地得以揭示.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是制定和适用刑法的唯一目的.     

宪法对刑法的限制论纲——以人权保障为主线

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人权保障的必然选择和建立和谐社会法律体系的需要。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全方位的,包括对刑法观念、刑法内容、刑罚权和刑法解释等。我国目前宪法对刑法的限制亟待加强。宪法对刑法限制的途径是刑法宪法化。     

寻找法学与医学的结合点——从医事法学专业刑法教学谈起

在刑法教学中寻找医学、法学的结合点,能够体现医事法学专业的特色,改变学生重法轻医的现状,增强趣味性,拓展刑法学研究领域。在这种教学中,构建医学与法学相结合的知识体系是前提,采用符合该专业特点的形式是关键。     

刑法规范变更导致的法律溯及力问题——由“牛玉强案”引发的思考

刑法规范的更迭涉及罪名的调整以及法律溯及力等问题,目前,我国《刑法》第12条采取的是溯及力分离主义原则,但从个案的处理结果来看,这种溯及力与既判力绝对分离的模式并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借鉴国外立法例,对《刑法》第12条第2款的内容进行修改,将溯及力规定有条件地适用于已经生效的判决,实现人权保障和刑罚惩罚的有机结合,才能够真正实现良法善治.     

功利刑法观的滥觞——边沁刑法思想述评

边沁功利主义刑法思想的哲学基础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快乐主义的伦理观,他认为刑法是一种必要之恶、惩罚之恶,因此主张将"功利"一词具体化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此功利理论为指导建立刑法理论,提出了刑罚轻重设置的规则,以作为刑罚的合理根据.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保护的刑法路径 ——从医疗人工智能的隐私风险谈起

大数据时代,包括医疗人工智能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科学研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在利用数据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公民的隐私不被侵犯成为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隐私的必要性取决于它在调控技术发展中所承担的使命以及仅依靠其他非刑法手段不足以保护个人隐私的现状。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没有以隐私权为独立客体的法律条文,对隐私权的保护附属于刑法对市场经济秩序、公民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社会管理秩序的保护。这一路径下的个人隐私保护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不能为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保护刑法路径的构造,首先需要明确个人隐私保护刑法路径的立法理念,其次需要理性定位个人隐私的内涵,最后,以上述内容为基础矫正当前制度的缺陷。     

国际人权条约的特点及其解释的特殊性——以迪亚洛案为例

国际人权条约解释的特殊性与其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条约模糊抽象的特点为解释留下了较大的空间;非互惠性的特点使人权条约在解释时特别强调其目的与宗旨;解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人权条约难以形成特定的解释;人权条约在内容上的重合为各解释主体相互引证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无论国家及国际机构采取何种解释方法,它们解释国际人权条约的基础都应源于条约当事国的共同意志。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探究——从《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谈起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即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集中规定在《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但该条款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8种行为是罪名抑或是罪行却尚不明确。两种意见的争论广泛而持久,应该对其进行理性的评判。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14周岁不可动摇,《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是罪名,但具体化的罪名将突破8种。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立法机关对该条款的明确须臾不可迟缓。     

治理型刑法理念之提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切入

治理型刑法理念是对压制型刑法理念的反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我国当前情况来看,乡土社会的继续存在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兴起为提倡治理型刑法理念提供了民间社会背景,而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为提倡治理型刑法理念提供了政治社会背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刑事和解与被害人赔偿制度以及社区矫正制度成为了治理型刑法理念的基本表征。     

论死刑复核制度中的被告人权保障——由曾成杰案说开来

人的生命无价,故而死刑案件的裁断务求审慎.放眼我国当下的死刑复核制度,不难发现其价值预设与现实境遇实难精确匹配.刑法谦抑性、法律人道性、司法公正性这固然是死刑复核制度当中的多重价值预设,但脱离开羁押期限模糊化、复核程序行政化、被告人权残缺化这些死刑复核制度所面临的现实境遇,其终将演变成苍白无力的理论说教,反之亦然.申言之,也正是得益于二者间的不断博弈,才最终推动死刑复核制度的华丽蜕变.     

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特殊防卫”条款的激活——以“反杀案”为切入

长期以来,司法机关一贯热衷于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防卫过当规定,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特殊防卫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处于虚置状态。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受以往司法观念束缚的思维定势影响以及刑法第20条第3款存在立法瑕疵所致。该文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陷入了就事论事的误区,没有坚持就事论理。以往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刑事立法规定是运行就事论事的算法,现在刑事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3款是运行就事论理的算法。事是实在的,理是重要的,以就事论理为视角才是激活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根本法则。以就事论理为视角讲究以动态的眼光回顾案件全过程,重在阐明法理,力图获取可接受的合理处理结果,进言之,就是优先考察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前提。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第20条第3款激活的路径是:坚持刑法第20条第3款在法律适用中的第一位次,回归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初衷,坚持特殊防卫人优越利益的立场,重新厘清"行凶"的含义,准确理解特殊防卫中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走出侵害人侵害与反击人反击双方数量相等的误区。     

中国和新西兰刑法关于电脑犯罪规定的比较研究——从入侵法律内部的木马病毒谈起

木马程序是一种恶意电脑程序。分析研究木马程序的技术要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种程序的本质,继而运用法律手段来对付纷繁复杂的木马程序犯罪。运用一个现实的案例来对中国和新西兰的相关法律进行研究,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刑事立法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其进行适当修改的一些建议。     

从压制型刑法到自治型刑法——兼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及合理适用

与政治上专制相对应,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其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刑法呈现压制型特征;近代以降,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式,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点.我国当下刑法正艰难地从压制型刑法走出,其艰难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于是,在以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刑法面前如何平等——以"合理分类理论"和"一体刑的平等论"为基础

现行立法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实行差异保护,要检讨这种立法的合理性,须先确定人人平等的真正含义。根据合理分类理论,只要法律之目的正当,并且法律上的分类是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的,这种分类而形成的差异是符合人人平等原则的。根据一体刑的平等论,刑法上的平等要符合“报应制约上限,功利缓和下限”的要求。据此,现行刑法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差异性保护,符合合理分类理论和一体刑的平等论,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刑法与"人"结合的三种层次——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人权

将人性、人道、人权结合起来,是刑法发展的三个层次,在这个过程中,刑法对"人"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强,刑法的发展层次也越来越高.本文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展示出来,说明只有真正地将"人"的概念灌输进法律、特别是刑法当中,才能成为一部良善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