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

北齐文林馆是北齐后期,通过修御览为直接诱因设立的一个文化机构,它是因北齐统治集团各种力量的需要而设立的。文林馆以入北的南方文人、部分北齐文士为基本力量。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方文学由此开始追赶南方文学;文林馆成为南北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对南北文风融合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还培养了一批新锐文学人才,这些人才在齐之后入周入隋,成为隋代文学骨干力量。     

文林馆学士对南北朝文风融合的推进

设于北齐后期的文林馆是一个编修御览的文化机构。当时在此云集了以北齐本土和由南入北为主的大量南北文士,统称为"待诏文林馆"学士。相较于文林馆的短暂存在,文林馆学士从三方面于朝代更替之中延续着对南北朝文风融合的推进:一是对南朝文风的崇尚与模拟;二是在南北文风观念上的相互认同;三是南朝对北朝文风在创作实践上的接受。     

试述东魏北齐的教育

东魏北齐的统治者高氏十分重视儒学教育,但因为没有给儒士以崇高的地位,也因为其他各种原因,东魏北齐的官学呈现出衰败的气象。与此相反,这一时期的私学和士族家庭教育格外兴盛。官学和私学以儒学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士族对子孙的教育多以文学为主,也夹杂史学和儒学的学习。     

北齐、陈两政权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中国的正史系统中,绝大部分正史都有专门的民族列传,但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和陈存在的时间短、辖境小,在《北齐书》和《陈书》中就没有专门的民族列传。因此,民族史学界对北齐和陈的民族历史研究不多,研究成果也很少。实际上,在《北齐书》《陈书》的相关本纪、列传中都有诸多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北齐和陈与相关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方向性特征,北齐和北方及东北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较多,陈主要是和辖境内的山越、僚人进行交往。陈与海外民族的交往,则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     

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表现

东魏北齐散文受到北魏散文的沾溉、高氏统治者支持文教和文学事业以及东魏北齐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加强等因素,促成了东魏北齐散文的鼎盛局面:作家之多,所谓"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散文文学流派的出现;散文创作数量多,题材广,艺术性高。     

试论北齐文化的特征

北朝鲜卑入主中原 ,经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运动 ,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文化在碰撞、冲突中走向融合。而北齐在精神文化上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本民族伦理观念的认同感 ;在物质文化上则在保留民族习俗的同时由游牧转变为定居农业 ,并实行均田制 ;而制度文化上则引进汉制 ,呈现明显的汉化特征     

西域胡乐流播与北齐诗风的转变

西域胡乐在北齐末期大盛,乐工、帝王、士人不仅熟习胡乐,且复创制胡乐新声。此现象背后隐藏着统治者以胡乐为纽带而兴起政治上胡化的用心,其直接结果是用胡人作大臣,汉族士人被排斥于国家权力核心之外。相应地,这一时期文人的政治热情消歇,诗歌多抒发伤情,语言刻画趋于细腻精工,与风骨遒劲、语言富赡的魏齐之际的诗风形成明显反差。     

论东魏、北齐文章的骈化及成因

受高氏统治者继承北魏的文化遗产,文林馆的建立,邺城地区攀比成风,奢丽为美的社会风俗等因素的影响,东魏、北齐文章出现较为显著的骈化现象.这种骈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骈体的运用范围变广;文章中出现大量的偶句及许多骈文常用的句式如四字句、六字句、四六句等;铺陈夸饰,文采富艳.东魏、北齐文章的骈化表明其艺术性获得很大的提高,已不是质朴无文,理胜其词的文学作品.     

新见北齐《贾进墓志》考释

2008年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北齐《贾进墓志》,记载了墓主的籍贯、先祖、仕履、性情和卒葬地等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墓志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发现,墓志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如冒袭先祖以抬高身世;＂尔朱雕阳王＂史无记载,可能有误;贾进官职从＂郎中令＂跃升＂车骑大将军＂,可能不实。     

关于北齐北周反汉化问题的认识

本文对北齐、北周时期的推行胡化反对汉化政策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认为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胡化”不是“反汉化”的逆流,北齐、北周统治者为了稳固地立足于中原,他们都要在“胡化”的前提下,走“汉化”之路。“胡化”在这里已不是本性使然,而是为了维护其特权地位,“汉化”是为了适应封建制的发展,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胡化”和“汉化”是这两个政权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胡化”的本质是走“汉化”之路。     

北周麟趾学士的设置、学术活动及其意义

麟趾学士是北周明帝设置的文化著述职官。麟趾学士的主要执掌是“刊校经史”,主要的修撰成果是《世谱》。麟趾学士的设置为文士的集中创造了条件,客观上推动了南北文士的文化交流和北周文学的发展。     

论北朝的慈善事业

北朝的慈善事业比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官方、民间和佛寺慈善活动三方面均得到体现。该时期官方慈善事业呈现出在地域、时间上的不平衡性和总体上十分活跃的若干特征。佛寺慈善事业具有和官府关系密切、出现了佛寺慈善机构以及相对前代和南朝更为兴盛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时期慈善事业对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 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 :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 ,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 ,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 ,各寺均设有法师     

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

宋初,接受中晚唐五代历史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必要的和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当时这种加强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在宋朝政权巩固以后,特别是宋辽议和以后,本应逐步纠正矫枉过正即过度集权的问题,但宋朝统治者未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政策,相反,却继续加强集权,从而给国家管理造成种种弊端。这种过度集权表现为朝廷大臣不能独当一面,将从中御,上下级官员隶属关系混乱,地方政权软弱无力等。过度集权弱化和模糊了管理层次,使管理僵化、脱离实际,不但在当时造成恶果,而且对整个宋代造成恶劣影响。对此宋人已有较深刻的分析和认识。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浅谈北朝山东文学区文风的嬗变

北朝时期山东文学区的文风有显著的变化,前期文学风格呈现出方正淳和的特点,而后期风格则清丽典雅。细究其变化,应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双重作用所致。内部原因在于传统文学家族创作陷入低谷,外部原因则是南来文风的渐入。双重原因导致了山东文学区在北朝期间文风的转变．这种转变实则是隋唐南北融合的一次预演,呼唤着新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论北朝民族大融合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主要是西北实现的各民族大融合 ,乃是先于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造成唐代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 ,皆是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民族的大融合 ,开启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势不可挡的时代文化思潮的闸门。     

环境冲突视野下的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冲突,更是一种环境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交战双方的环境缺陷,贸易封锁、战争掠夺、侵耕、扰耕则是这种环境冲突的具体体现。环境冲突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只有建立有效的利益调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