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民间理学:以孙奇逢与张履祥为对象的考察

孙奇逢与张履祥都是清初著名的民间理学家,儒学气象分别受到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的熏染,展现出侠客精神与书卷气息的不同。在学术宗旨上,张履祥恪守程朱,孙奇逢却先陆后朱,主张和同。张履祥成为民间学者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关系甚大,孙奇逢却在理论上推动了汉族士大夫与异族新王朝的合作。然而,他们都是实践理学的代表,对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形成作用巨大:张履祥从理论上为民间理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则对当时学风的实际扭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姚莹理学思想初探

嘉道时期社会剧变,封建王朝危机四伏,清政府面临着旷古未有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学术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程朱理学有了"复兴"之势.作为宗理学者姚莹在学术上宗崇程朱理学,但又具有时代特点:黜虚崇实,注重经世致用,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了一股活力.他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嘉道时期理学"复兴"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中原文化与周亮工文艺观

周亮工仕清与其一贯追求的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是一致的,其中孙承泽对他的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亮工长期生活在中原,中原理学的濡染形成了他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观,其文学、书画理论及创作体现了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特点。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试论孙奇逢的理学思想

试论孙奇逢的理学思想王俊才孙奇逢（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１５８４～１６７５年）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自号岁寒老人，河北容城人，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此后年长历事，黑暗、腐朽的社会政治使他无心于登科入仕。长期讲学著述、高扬修身立命之学...     

《儒林外史》创作动因的思想史考察

清初兴起的学术批判思潮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学术背景,在反理学的内在要求下,吴敬梓完成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反理学作为一条明确的思想线索贯穿始终.统摄全篇.吴敬梓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明显受到顾炎武、黄宗羲和北方颜李学派的影响,从其交游情况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程廷祚.     

吕祖谦的学术风格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学者,其学术风格在当时学术界颇具特色.他在学术态度上"平人易气",对诸家学说"约偏持中","公平观理所在";在学术交往中摒弃狭隘的门派观念,广泛交游,"相接以心";在治学上"兼总众说"而成"一家之言",其学术体系呈现"广"、"博"、"通"的特点;在为学取向上具有讲究务实、追求经世致用的倾向,从而与"正统"理学流派拉开了距离.     

论孙奇逢诗作及其对清初中州诗歌的影响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大儒,孙奇逢的诗作不仅明确地体现出理学家之诗的鲜明特色,而且深刻地表现了鼎革之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变化.因此,其诗作对于研究理学家的诗歌和探讨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心态都极具认知价值.孙奇逢与清初中州诗坛渊源颇深,许多中州诗人在其门下执贽受业,他对中州诗人的理学教化,对清初中州诗歌趋向于雅正深醇实际上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孙奇逢的实学方法论

孙奇逢针对理学空疏的弊端和程朱与陆王两派的纷争提出若干理学求实的方法论原则。他批评了两派的门户之见 ,提出“我辈只宜平心探讨 ,各取其长 ,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关于学术异同 ,孙奇逢反对“以同异分是非 ,不以是非分同异” ,并进而指出 ,“凡异而同者 ,皆道之全者。异为真同 ,同为真异。见异于同 ,乃可辨道 ;见同于异 ,乃为见道”。孙奇逢由此而折中程朱陆王 ,提出两派的观点正可相资为用 ;并具体研究了朱熹格物与王阳明致良知的统一、顿与渐的统一、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 ,指出统一才是道 ,才是学 ,统一于躬实践才是真道实学。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论刘蓉的学术与事功

刘蓉是晚清"中兴名臣"之一。他对程朱理学非常推崇,且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既讲"内圣之功",又讲"外王之道",强调"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带有较强的事功色彩。他以学术为治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论清初新理学

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先由明代学术激变出"清初新理学",再由之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的"二次转换"。以清初遗民集团为主体的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兼容并包,致力于中国17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清初新理学"是清初时代主题在学术上的反映,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是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对清初政治,特别是满人统治集团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时代主题及地域学术格局的变动,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图像,前者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三大儒"为领军,后者重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     

理学经世:从《大学》经筵讲义管窥真德秀对朱熹思想的发展

真德秀作为绍续朱子之学的南宋理学大家,学术界在肯定其对朱学护卫、传播之功的同时,大多认为其墨守朱熹成说,无所创建。通过两人《大学》经筵讲义在诠释章节、诠释重心、诠释方式、诠释倾向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真德秀尽管在学术上没有突破朱熹的整体理论框架,但在推动理学经世方面多有创见。他将朱熹之学由高谈心性义理导向了经世致用,由理论建构导向了实践践履,由"内圣"导向了"外王",使得朱熹的理学思想以一种更具实践性与应用性的特征而为统治阶层所认同,从而推动了理学的官学化与社会化,并为明清实学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

有清一代,经世致用之学日益兴盛,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在推崇和实践经世致用之学的人中,左宗棠是颇具特色的一个。不管是在早期作为一介贫儒,还是在后期作为一位名震遐迩的中兴大臣,在他身上一直明显体现出经世致用思想。本文拟对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作一评论。一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清代后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想,鸦片战争后我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以及师友的影响、从政的生涯等等,都与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发展有关。青年时代的左宗棠如同所有求取…     

左宗棠与湖湘文化

近代湖湘文化与程朱理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其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生平经历及思想与作风,是对湖湘文化本质内核的一种呈现,即强调个人修养,重经世致用之学,报效国家民族,实现儒学的内圣外王的统一。     

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清初,我国学界出现了一股屏弃宋明理学、竞尚古经的思潮,史称朴学思潮,延至乾嘉终成气象。_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学术方向的扭转,即朴学压倒理学,演成趋势;另一次是学术理路的改变,使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第一次转变发生在社会新旧交替时期,属于“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的思想革命;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一个学术思潮内部,属于朴学运动自身的发展与深入。事实上,也正是第二次转变。彻底终结了理学时代,迎来了朴学的全面昌盛。     

文学流派与学术变迁 --论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在成同年间的中兴,相当程度上就得益于理学的复兴.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还倡导学术兼收,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活力.但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理学的桐城派最终无所凭藉而走向尽头.     

晚清理学"义理经济"思想探析

清嘉道以降,部分理学士人打出"义理经济"合一的旗帜,试图为程朱理学及封建制度寻找出路.经过曾国藩等人的阐述,"义理经济"合一思想风行一时,颇具影响.晚清理学士人标榜"义理经济"合一,既保留了程朱理学重道统、崇道德的儒学正宗立场,又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兼备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学问和才干,形成知权达变、求实务实、注重事功等思想特点,体现了传统儒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的一种自我调整.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