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民歌体诗

鲁迅一生写过不少诗,居多的是旧诗,其次是新诗,但他曾自谦地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值得深思的是,鲁迅在声言“洗手不作”新诗之后,于一九三一年末到一九三二年初这一短短的时间里,在他主编的“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上,接连发     

鲁迅论诗

一魯迅曾一再說他“不懂詩”,对詩“外行”。虽然他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詩,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更写过不少的詩,可是他后来却表白道:“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詩——只因为那时詩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鬧,待到称为詩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这自然是自謙之詞。其实魯迅一生所留下的几十首诗,不論新旧,都有它的独特的风格,至今仍为大家所传誦。不过以魯迅的整个成就而論,詩并不占主要部分。“五四”以后,他也写过一些詩,毕竟是偶一为之。然而作为中国新文     

谈鲁迅的诗歌艺术

鲁迅曾说过:“我其实是不喜欢作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①。的确,诗歌不是鲁迅的主要斗争武器,他也并非以诗人名世,除散文诗集《野草》外,未曾刊行过诗歌专著。但是,鲁迅在写作大量战斗的杂文和小说的同时,偶尔也写诗。鲁迅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②“胡诌几句塞责”,当然是鲁迅的自谦,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写旧诗的大概情况。许广平说,鲁迅对旧诗“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朋友邀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晒笑”。③所以,鲁迅后期的旧体诗除见于杂文中的几首外,几乎全部是应人之请而作的。鲁迅一生创作     

鲁迅旧体诗简论

在鲁迅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中,诗歌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如果将他那七百余万字的著译喻为百川汇成的浩瀚大海,那么,小说和杂文便象奔腾不息的黄河和长江一样日夜向里倾注,而诗歌呢,则不过似一道时缓时急的涓流潺潺流入。所以会悬殊若此,鲁迅坦白地说道:“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成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深知鲁迅想法的许广平同志,亦曾明白地告诉我们:“迅师于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     

鲁迅旧体诗简论

在鲁迅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中,诗歌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如果将他那七百余万字的著译喻为百川汇成的浩瀚大海,那么,小说和杂文便像奔腾不息的黄河和长江一样日夜向里倾注,而诗歌呢,则不过似一道时缓时急的涓流潺潺流入。所以会悬殊若此,鲁迅坦白地说道:“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成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深知鲁迅想法的许广平同志,亦曾明白地告诉我们:“迅师于古诗文,     

鲁迅《悼丁君》诗发表前后

关于写旧体诗,鲁迅说过:“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鲁迅书信集》638页)只在《日记》上记了下来。鲁迅的旧体诗在《集外集》出版之前,极少先经发表。《鲁迅全集》十卷本注释本所注旧诗最初发表     

《故事新编》文体新探

(《故事新编》)……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他的作文,却没有……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 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鲁迅 读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它情节简单,描写不多,人物形象也是“速写”式的,并不丰满,但却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同时,如果不结合注释看,我们就不大容易理解作品所涉及的一些作者当时的社会问题,这又和读鲁迅杂文的情况类似。统观鲁迅一生的创作活动,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前期偏重于小说创作,但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了《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一般的”小说,而杂文写作量却越来越增加。鲁迅在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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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论敌曾经诬蔑他是一个“酒罐子”。其实鲁迅并不多喝酒,也从未喝醉过。据他自己说,这是母亲常提到父亲每当多喝了酒以后,易发脾气,告诫他长大以后不要学他父亲那样。所以他一直坚持酒少喝,不喝醉。 母亲很喜欢看小说,鲁迅就经常买一些她爱看的小说寄去。在《鲁迅书简》一书中,收有鲁迅写给她母亲的信件就有50多封。这些书信都是谈的一些家常话,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比如有一封信是告诉她母亲关于海婴的近况的,写得很有意思:“他现在胖得圆圆的,比先前听话,这几天最得意有三件事,一是亦能陪客（其实是捣乱）;二是自来水龙头要修时,他认识工人住处,能去叫来;三是刻了一块印章……”母亲看到这里,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鲁迅给母亲的信,主要是为了使她心情愉快,增加生活的乐趣,以利延年益寿。这种爱母敬母的高尚品德,值得钦佩。     

鲁迅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批评

一鲁迅先生对诗歌一向自称为“外行”,还说不喜欢作新诗,也不喜欢作古诗。其实他在这谦逊的态度之中,却隐藏着对诗歌高度的热爱:他从诗的创作到诗的理论,有着多面性的活动;特别是他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构成部份,与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始终是面对现实。鲁迅先生的诗论与诗评,是他认识现实与批判现实的一个方面。他不是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也不是自我陶醉的诗人。他的诗歌活动,也可说是整个文艺活动,是出自爱国主义的热情与改造世界的抱负,如他提到他最初论诗的意图:“‘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     

巴人对鲁迅杂文的研究

大革命前后,鲁迅的创作势头逐渐完成了由小说而杂文的转移,——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革命以前他没有写杂文,或转移后没有写过小说。对这一现象,巴人是较早注意并做研究的。鲁迅有两次消沉(但不是颓废或颓唐),一次是痛感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一次是出于五四退潮后新文化战线的分化。巴人认为,鲁迅用“感情融铸”的方法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群,是有着作者自己的思想投影,并给予爱抚的。我们且把鲁迅写现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做个排列,以窥探鲁迅创作思想的脉络。如果说N君(《头发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对辛亥     

鲁迅的诗歌趣味及其对殷夫冯至的评价

本文从鲁迅宣称“不喜欢”诗歌的原因入手，分析了他的诗歌趣味。指出他并非不喜欢诗，而是有其评价诗的独特标准。除了强调“真诚”与“深切”外，他的诗歌趣味还与其人生体验和所受的诗学熏陶有关。因此，他对新诗的评价也与众不同，只有殷夫与冯至两位诗人得到过他的高度评价，他喜欢殷夫，是因为他赞赏殷夫的真诚和以身殉道的勇气，赞赏他“摩罗诗人”的气质；而他欣赏冯至，则是因为冯至对“真与美”的体验，契合了他的生存体验与艺术趣味     

重读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深刻、动人的律诗,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写给“知友”、现代作家郁达夫先生的夫人王映霞的。此诗问世已经四十余年了,但是,人们并未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一九三八年郁达夫《回忆鲁迅》,曾对诗意作过一点简要的说明: “后来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鲁迅)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他从五代史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榨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     

读晏殊《飞白书赋》——兼论飞白书法

晏殊七岁能属文,被视为“神童”。在宋真宗、仁宗朝,他虽然做了几十年的大官,也做了一些好事;但我看他那“神童”的“神”,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大家都知道,晏殊的诗、词、赋都写得很有特色,很有个性。宋王灼《碧鸡漫志》评他的词是“风流蕴籍,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宋宋祁亦极推崇他的诗:“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笔记》)晏殊还有一绝活似为后人所忽视,这就是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欧阳修曾说:“右观文殿大学士兵     

偶得《鲁迅诗注》

星期天到古旧书市淘金,在一堆“文革”期间的旧资料中,偶得一本《鲁迅诗注》,让我喜出望外。鲁迅一生写过许多诗,他的诗与他的杂文一样,是匕首,是投枪,是文艺宝库中的珍品。但他的诗,生前没有编成专辑出版,除《集外集》比较集中地收录了新诗6首、旧体诗43首和《集外集拾遗》收录17篇早年诗文外,还有一些诗只见诸其他文章中。因此,对系统学习、欣赏和研究鲁迅的诗,带来了诸多不便,需要从不同的鲁迅著作中去查找。而1968年3月,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编印的《鲁迅诗注》,不仅将鲁迅一生写的诗汇集在一起,而且一一作了注释。《鲁迅诗注》虽然是“文革…     

鲁迅教育思想漫谈

鲁迅的一生,始终同教育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就有十九个春秋。他第一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在他做教育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记》,最后一次呼吁“救救孩子”又是在他离开教育工作岗位后第十个年头——一九三六年《立此存照》。这个历史“存照”不能不令人想到:“救救孩子”正是伟大思想家鲁迅教育思想发展的主线。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冲杀出来的。在那“长夜如盘”的旧中国,他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灾难深重。旧礼教“吃人”,旧家教     

试论李贺诗的语言艺术

李贺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诗人。在短短二十七年的生涯中，他为后人留下了近二百四十首诗，其中有不少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诗中的一些奇句、警句，堪称为千古独步的绝唱。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喜欢李贺的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鲁迅先生也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李贺～①。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李贺诗进行认真的研究。本文不打算对李贺及其诗作进行全面的评论，只着重谈谈李贺诗在语言艺术上的风格和成就。 务去陈言，自铸新辞 将全部李贺诗通读一遍，下一番“沉潜反复，嗟叹咏歌”的功夫，…     

怎样理解“疑古玄同”

鲁迅诗稿《教授杂咏》的第一首是讽刺钱玄同的。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这首诗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可以说这首诗的创作同鲁迅最后一次访问北京和到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有关系。鲁迅是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回到上海的。当他北返探亲并应邀在北京各大学作演讲时,钱玄同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当他一听到鲁迅要来学校讲演,为了反对鲁迅在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他疯狂地叫嚣:“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但是,这既吓不住要求革命的北京青年,更吓不倒连特务的监视和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鲁迅在西安“阅市”

(一) 鲁迅西安之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给他所构思的小说《杨贵妃》搜集资料,并亲身体察李隆基与杨贵妃活动的具体背景。鲁迅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①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由最后一个驿站临潼乘坐临潼镇嵩军第四路步兵第二营营长赵清海的“自动车”,于十四时左右弛进了西安的东城门。这里应当交待一下鲁迅构思《杨贵妃》的一些基本原因。鲁迅在文艺创作上始终有一个重要认识,是: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一定要有精深的理解,必须对生活实践仔细“观察”。他说过:“不要看了就写,观察了又观察,研究了又研究,精益求精,那怕是最平凡的事物也能创造出它的生命力来。”②鲁迅的西安     

诗歌大众化的旗手:蒲风

诗人蒲风向来重视诗歌理论研究,他认为一个诗人不应该漠视诗的理论学习,而且“要想真正做个时代的诗人,他更加不能不有借重诗歌理论的帮助”(《抗战诗歌讲话·写在前面》)。强调要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诗人就必须“借重诗歌理论”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蒲风一贯的创作思想。艾青讲过“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诗神——”,那么蒲风的诗神是带着“诗歌大众化”的响亮口号,勇猛地走进劳苦大众和战争中去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