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盖”小议

“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荀子·大略篇》)《荀子新注》(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释“区盖”说:“区:区别,指明确可信,即信之。盖:大概,指不明确可信,即疑之。”(见该书470页)案:“区盖”是联绵词。联绵词的意义是通过二字的音节来表达的,不可拆开来解释,这一性质又决定了联绵词的书写形式自由,只要音同或音近,一个联绵词可以有好几种写法。因此解释联绵词必须因声求义,拘泥于书写形式就会望文生训。“区盖”的另一书写形式是“丘盖”,《汉书·儒林王式传》:“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注:“苏林曰:丘盖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齐俗以不知为丘。”苏、如二说较接近原意。但是据上下文义,当解释为“存疑”为是。区,上古属溪母侯     

长沮桀溺解诂

<正> 《论语·微子》篇:“长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问津焉”。郑注曰:“长沮桀溺、隐者也”。(见刘宝楠《论语正义》,下未注的引文均同)金履祥在《论语集注考证》中说:“子路问津,一时何自识其姓名,谅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蒉晨门、荷蓧丈人之类,盖二人耦耕于田,其一人长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涂足,因以名之。”金氏“以其物色名之”的论断是颇有见识的,但他对长沮桀溺的解释又不免出于臆测,难以置信。按沮字当即锄字的异形,锄与鉏同,沮、鉏都从且字得音,古音同属之部,所以鉏、沮和且三字,在古代文献中常常通用不分,如春秋时齐人犁鉏(见《史记》),又作犁且(《韩非子》),鉏麑,《左传》、《汉书》作鉏麑、或鉏麛,《吕氏春秋》却作鉏麛,     

孔子“正名”诸解驳正

《论语·子路》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释《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经向孔安国“问故”,可见司马迁原来是孔安国的弟子。孔安国做过《论语》的训说(见何晏《论语集解序》),因而司马迁对于孔安国《论语》的训说,照理未尝没有所闻。至今看来,司马迁所有叙述到《论语》的地方,就很可珍贵,可供采取的胜义确实有的。兹举一例如下: 《论语·子路》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单从《论语》的简单字面上,我们完全看不出孔子当时在怎样的情况下讲这话的。读了《史记·孔子世家》,才明白孔子说这话是在卫国的时候。《世家》说:     

“宰予昼寝”辨

《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向之注家皆解“昼寝”为“白天睡觉”,如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我认为“昼寝”乃“画寝”之形讹。“画寝”即“涂画寝室”。“雕木画寝”之典古人习用。如《汉书·扬雄传》:“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书·苏绰传》:“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皆暗用“画寝雕木”之典。唐李匡乂《资暇集》:“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也,故天子叹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宋周密《齐东野语》:“虽然,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字当作画字,盖夫子恶其画寝之侈,是以有朽木粪墙之语……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     

“正名”浅说

<正> 《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之“正名”二字的词义,自汉以来,即有二说。多数学者认为“正名”即“正名号”或“正名分”:郑玄则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皇侃《论语义疏》引)我赞同郑玄“正名”即“正书字”之说。清人江永说:“孔子‘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说文解字段注后叙》)江氏此说,为“正名”即“正书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联系《论语》所产生的时代,我们发现“名”训“字”者,不乏其例: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     

孔子“三畏”释诂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杨伯峻《论语译注》将“畏”字译注为“害怕”,未能准确地揭示孔子言论的内涵。实际上,上古“畏”字除表“惧怕”之外,还可表“敬畏”、“敬服”。《广雅·释诂》:“畏,敬也”,《坛韵》:“畏,心服也”。《后汉书·梁统列传》“吏人畏爱之”,同书《孝明八王列传》作“吏人敬爱之”。《汉书·孔光传》引《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颜师古注为“敬天之威”。“畏”常常与“敬”连文,如《管子·明法解》“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史记·鲁周公世家》“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我们认为,上引《季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辩正

《论语·微子篇》子路章记子路遇荷条丈人:“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此处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作何解释?朱熹《论语集注》说:“分,辨也.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即此句为荷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孝道新解

<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明确地指出《孝经》乃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是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后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陈述后,由曾子记下来,亦可证明《孝经》的作者是曾子。从《论语》记曾子“慎终追远”等论述看,曾子本人尽孝道、讲孝道,确有一套孝的理论和主张。     

释《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我们读《论语》时,往往要参考司马迁的《史记》。因为《论语》的性质原属“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这些言论记载下来了,可是他的话是在什么场合和形势之下讲的,几乎都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我们可以靠《史记》作些考证。拭举一例: 《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马。” 《论语》里只有这样简单     

“狗马病”辨

《学术研究》八=年第四期张蓁《狗马病》一文,认为:《史记·汲郑列传》:“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一句中,“狗马病”三字间有脱文,其原本当如《汉书·汲黯传》作“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愚以为失之武断。理由如以: 一、张文认为《史记》脱简,无版本根据。二、《汉书·汲黯传》上引句下,王先谦补注已指出:“《史记》本作‘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鉴》从之。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而王氏未说《史记》脱简,仅将两说并存,并且为“狗马病”作     

释“干戈戚扬”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传》曰:“戚,斧也;扬,钺也”,训戚、扬为兵器。今案“弓矢斯张”与“干戈戚扬”相对为文,弓矢、干戈之为兵器,其义不言自明。“斯张”非兵器,则与其相对之“戚扬”亦不得训为兵器。戚当读为越,二字古通用。《国语·齐语》有“宁戚”,《淮南子·道应》作“宁越”。《说文·戊部》:“戚,戊也。”《后汉书·崔寔传》注:“戚,钺也。”皆其例证。越字通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集注云:“粤,古越字”,是其证。《汉书·翟方进传》“粤其闻日”,注曰:“粤,发语词也”。戚即粤之借字,与斯相对,同为句中虚词。扬,举也,与张并为动词。“干戈成扬”,“干戈粤举”也。二句之义,即张弓矢、举干戈是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传》训溥为大,《笺》释溥为广,皆不以百泉、溥原为一地专有之名称。案古有以“某原”为地名者,如《大雅·皇矣》“度其鲜原”,毛、郑亦不以鲜原为一地专名,然《逸周书·     

秦汉“同居”考辨

《汉书·惠帝纪》载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家唯给军赋,他无所与。”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同居考》说:“‘同居’二字始见于此诏,《汉律》之名词也。汉人如何解释,已不可考。”沈氏以“同居”为法律名词是正确的,然他断言“同居”二字始见于上引汉惠帝登居诏则非。在《汉律》问世前,“同居”一词在《秦律》中屡见不鲜,而且就其作为法律名词所包含的实际内容而言,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关于“同居”一词的含义及其所适用的范围,唐人颜师古注上引汉惠诏书曰:“同居,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异释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语出《论语·微子篇》:“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注家一般认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丈人斥责孔丘好逸恶劳。这种解释是不大妥当的。其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语为褒义而非贬义。关键在于其中的两个“不”字。人们大都认为这两个“不”字均为否定词,其实不然,它们均属于语气词。“不”字作语气词的现象不仅在《论语》中有,而且在《诗经》、《易经》、《左传》等书中也屡见不鲜。正如清代训诂学家俞樾说的那样:“古人有用‘不’字作语词者,不善读之,则以正言为反言,而于作者之旨大谬矣”(见《古书疑义举例》)。“四体不     

《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兼论赋诗言志风气形成的原因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但《诗经》除了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外,它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还有其实用的价值与功能.作为教育手段来说,它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作为社会交际手段来说,它是贵族阶级、士大夫特别是外交官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结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美学意蕴

《论语·宪问·１４·３８》：“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纵观整部《论语》，唯其这句是别人直接评价孔子的话。我的感觉是，门子对当时万人景仰的孔子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股话语的反讽，使人感到孔子的悲怆与痛楚。可以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是整个儒家的悲剧，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悲剧。“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矛盾的产物。孔子的时代已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宗法制破坏的不可避免性已经是历史的趋势，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止步，那么人生的悲剧也就难…     

《论语》“子欲居九夷”确解

<正> 《论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罕》)又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治长》)此二节似应合并综合考察,因为所说的内容均为孔子“干者七十二君,……一君无所钩用”(《庄子·夭运》)后的牢骚语。虽不必真的就立刻启程,但所言去向必非泛语,则是显然的。九夷,一般释以“东方的夷有九种,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四书白话注解》上册八九页),此说源于汉朝马融。马融释《论语》“九夷”,即云:“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九种夷的名称,则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后汉书》在列举九夷之名后,亦言:“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究其实际,此说大可商榷。第一,九夷分布范围极广。古华夏族团视四周的少数部族,均称之为“夷”,并不限于东方各族。如畎夷显即西方的犬戎。《汉书·匈奴列传》:“周     

名正言顺谋事必成--《商家名称谋略》读后

凡事皆有名目,大到往古来今、大地六合,小至一人一事,草木鸟兽虫鱼之微,无不具备名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名分,对一切事物探究未明则不敢妄加评说,给予名分。所以,《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人们何以如此重视名分?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所以,子路请教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早已成竹在胸:“必也,正名     

“相国”、“丞相”官称考

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的观点出现后,引出了古往今来关于春秋战国“相国”“丞相”官称的许多不同看法:如《汉官仪》说“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通典》说“始皇始置相国”;《历代职官表》说“相国在丞相之上”,等等。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新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一反上述传统说法,认为:“所有记载中的‘相国’二字,都可以作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