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供应链产品质量控制契约模型分析

基于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在两级供应链中如何进行质量控制契约设计的问题。建立生产商和购买商的期望收益函数模型,生产商对其生产过程投资水平进行决策并确定其产品质量预防水平;购买商进行质量评价决策并确定其产品质量检验水平。生产商存在降低其生产过程投资水平的道德风险问题,在生产过程中将"削减投资",购买商为激励生产商提高其生产过程投资水平将支付"信息租金"的成本。购买商在进行产品质量检验决策时,存在夸大产品质量缺陷率的道德风险问题,在产品质量检验过程中将"过度检验"。运用最优化原理,求解生产商的最优生产过程投资水平、产品质量预防水平和价格折扣额与购买商的最优质量检验水平和外部损失分摊比例,并进行了算例分析,结果表明:当生产商提高其生产过程投资水平时,其质量预防水平将显著增加,购买商的质量检验水平将显著下降;随着购买商质量检验水平的提高,生产商所提供的价格折扣额先增大后减少,生产商所承担的外部损失分摊比例将会下降,其期望收益增加,购买商的期望收益将会减少,供应链联合期望收益将呈现"倒U"型,求解了期望收益的最大值及各契约参数的值,结果证明所提出的质量控制契约模型是可行的。     

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质量预防决策分析

研究了不同信息条件下供应链的质量预防问题,在文献[1,2]建立的有关质量签约问题的优化模型基础上,把供应商作为委托人和购买商作为代理人建立了供应链的质量预防决策委托代理模型。其中,质量预防水平和供应商要求购买商的前向支付是供应商的决策变量,质量评价水平是购买商的决策变量。本文重点研究了了非对称信息下供应链的质量预防和前向支付问题,考虑了购买商质量评价信息隐匿情况,运用极大值原理推导了供应商的质量预防和前向支付的最优解。最后结合一个农机公司拖拉机销售问题进行了仿真计算和分析,对比了不同信息环境下的决策结果。     

基于两种策略的四级供应链质量控制优化研究

考虑到供应链实际构成与四级供应链质量控制研究不足,本文运用stackblerg博弈分析模型,研究了由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与消费者组成的四级供应链产品质量控制问题。在考虑需求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分析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延期支付和货款首付比例两种策略对供应链产品质量控制水平的影响,通过运用最优化原理求解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最优质量控制水平并对结果进行仿真模拟,结果显示：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非质量协调策略对供应链产品质量有间接协调作用;制造商提高经销商货款首付比例或缩短余款延期支付时间,不仅有助于提高自身产品加工质量控制水平,更有助于供应商原材料质量水平提高,制造商在运用两种策略时,必须同时考虑产品价格引致的消费者需求量的变化和质量控制对其他主体收益变化的影响。     

惩罚机制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投入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和消费者对优质绿色农产品有支付能力的情景，以及农产品供应链成员质量安全投入存在正外部性问题。根据农产品供应链中供应商和生产商不同行为策略的支付矩阵，构建了供应商和生产商质量安全投入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模型各个参数进行求解分析。最后，进行了算例分析。结果表明：农产品供应商和生产商的质量安全投入策略与双方质量安全投入的成本收益转化率密切相关，系统演化均衡随着双方质量投入成本收益转化率而不断变化。针对农产品供应链质量投入中存在"搭便车"问题，政府惩罚力度达到某一阈值才能促使供应商和生产商同时进行质量安全投入。研究结果对政府惩罚策略的制定和供应链成员质量安全投入具有一定的启示。     

三级装备制造业供应链质量管理行为研究

作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供应链环境下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重点考虑产品质量对供应链收益的影响,运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由单一制造商、单一部件供应商和单一零件供应商构成的三级装备制造业供应链质量管理行为的协调问题。通过对比Nash非合作博弈和Stackelberg主从博弈两种分散式决策模式及集中式决策模式下协同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得到相关结论,并利用算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①分散式决策下,制造商的质量管理行为相同,但相比于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能够改善部件供应商和零件供应商的质量管理行为,提升供应链成员的收益水平;②集中式决策下,供应链成员的质量管理行为达到最优,系统整体收益实现最大。研究结论为装备制造业供应链成员间质量管理战略联盟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业务外包的质量评价和转移支付决策

研究了不同信息条件下业务外包的产品质量评价问题,在文献[l,2]基础上考虑购买商作为委托人和供应商作为代理人建立了业务外包的委托代理模型。其中,质量预防水平为供应商的决策变量,购买商对供应商的转移支付和质量评价水平为购买商的决策变量。本文考虑了供应商质量预防信息隐匿情况,重点研究了非对称信息下业务外包的质量评价和转移支付问题,运用极大值原理推导了购买商的质量评价和转移支付的最优解。最后结合一个农机公司拖拉机生产业务外包问题进行了仿真计算和分析,对比了不同信息环境下的决策结果。     

供应稳定性改善下的零售商提前支付策略北大核心CSCDCSSCI

单个零售商和单个供应商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商由于资金紧缺无法改善供应稳定性,零售商向上游供应商提供交易信用,提前支付部分货款缓解供应商的资金压力,使其及时购买原材料、控制生产过程,改善供应稳定性,研究了供应商随机产出下,零售商对供应商的最优提前支付策略以及最优订货策略。研究表明:零售商通过提前支付部分货款改善供应稳定性,减少由于供应不稳定向供应商增加的订货量,提高自身及整条供应链的利润。     

基于产品责任的零售商主导供应链质量成本分担合同研究

基于以零售商为主导的两级供应链，在供应商产品质量缺陷对消费者造成效用损失，并导致零售商承担产品责任的情形下，考虑了如何设计质量成本分担合同以激励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基于此，考虑了两种质量成本分担比例(合同)决策模式(即零售商决策和纳什讨价还价决策),构建了供应链动态博弈模型，考察了责任成本对供应链质量决策和企业利润的影响机理，并揭示了不同质量成本分担比例决策模式对供应链均衡结果差异的策略性机理。结果表明：(1)在分散化下，当供应商质量投资效率较高(较低)时，其产品质量随责任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减小);而在质量成本分担合同下，随着责任成本的增加，最优质量成本分担比例随之增加，而产品质量随之先提高后降低。(2)质量成本分担有助于产品质量、零售商利润和供应链系统利润的提高，而供应商利润在纳什讨价还价决策模式下将提高，但在零售商决策模式下，当责任成本较小时其反而将降低。(3)相对于零售商决策模式而言，在纳什讨价还价决策模式下，最优质量成本分担比例、产品质量和零售商利润均相对较低，但供应商利润和供应链系统利润均相对较高。     

基于质量意识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激励策略

激励在复杂产品供应链中对主供协同合作关系及质量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基于主制造商在复杂产品生产研发前按照客户要求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激励策略是否可以实现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具有质量意识的主制造商和其系统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建立以主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讨论无激励和存在激励时的主供生产最优决策。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将激励策略分为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水平激励以及根据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激励两种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是供应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主制造商根据质量意识激励供应商可以进一步促使双方协同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使双方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此外用灵敏度分析发现提高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可以增加双方协同合作努力程度,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     

责任供应链中的采购与市场定价策略决策北大核心CSSCI

针对由一个履行社会责任的供应商,另一个存在违背社会责任风险的供应商,单生产商和两类顾客组成的供应链模型,考虑单源采购和不同顾客支付意愿的异质性,研究生产商的采购决策、目标市场选择以及定价策略决策。研究发现:在责任供应链中,生产商的采购决策与顾客支付意愿最大值及采购成本差异有关,而目标市场和定价策略的决策仅与顾客支付意愿最大值有关;当顾客支付意愿最大值越大,生产商偏向于责任采购;当供应商之间的采购成本差异越大时,生产商偏向于非责任采购;在责任采购模式下,当顾客支付意愿最大值较小时,大众市场下的价格歧视策略为优势策略;当顾客支付意愿最大值较大时,大众市场下的统一定价策略为优势策略。     

工艺设计质量信息不对称环境下质量激励合同设计

工艺设计质量决定了产品可制造性，从而对产品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在生产外包环境下，不仅供应商的质量努力难以合同化，而且工艺设计质量可能是设计者的私人信息，因此在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往往是不对称的，从而为质量激励合同设计带来挑战。本文考虑一个制造商和一个供应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制造商可能自己设计产品，然后将生产外包给供应商，也可能将设计和生产都外包给供应商。本文分析了在这两种外包策略下，制造商的质量激励合同设计。研究发现：1）当工艺设计质量是对称信息时，制造商可以通过质量合同设计实现全局最优质量和利润；2）当工艺设计质量是制造商的私人信息时，工艺设计质量高的制造商可以通过降低对供应商的质量惩罚强度以及增加采购价格来传递工艺设计质量的信号；3）当工艺设计质量是供应商的私人信息时，制造商可以通过质量合同菜单来甄别工艺设计质量信息。与工艺设计质量是对称信息时的均衡合同相比，在针对低工艺设计水平供应商的合同中，制造商降低质量惩罚强度和采购价格；在针对高工艺设计水平供应商的合同中，质量惩罚强度不变，但采购价格提高。     

双边不确定性条件下制造商质量投资与零售商销售努力决策

已有研究较少同时考察供应链中制造商产品质量信号传递和零售商销售努力调整的问题。本文考虑零售商通过努力水平改变市场需求,且制造商分摊一定比例销售努力成本的情形,制造商在决定进行质量投资后,双方对制造商能否成为高质量类型各有不同的信念,零售商只能通过观察制造商提供的契约来修正关于制造商类型的信念,并确定产品销售价格与销售努力水平。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了双方的质量投资决策、销售努力决策、定价决策以及成本分摊比例。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质量投资成本的情形下,制造商的质量投资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为了激励零售商付出最优促销努力水平,销售契约中规定销售成本分摊比例与惩罚措施,由于讨价还价的存在,实际的销售成本分摊比例小于对制造商最有利的成本分摊比例。对零售商而言,制造商承担的销售成本分摊比例并非越高越好,这意味着如果超过一定范围,制造商的成本分摊反而会损害零售商的利益。     

考虑成本共担的复杂产品零部件协同创新Stackelberg优化研究

在技术不断升级改造背景下,复杂产品作为高端装备产品的代表,它的工艺技术创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由数以万计的零部件所组成的复杂产品在生产研发过程中,零部件的生产创新直接决定复杂产品的生产创新,而如何从供应链角度去研究零部件生产协同问题来实现复杂产品的生产协同成为难点。本文基于复杂产品协同制造模式,从主制造商激励视角出发,考虑零部件的工艺创新和装备创新,研究主制造商成本共担机制下复杂产品零部件的协同创新问题。首先,为激励供应商进行创新积极性,通过设计创新程度相关参数,依据零部件工艺创新程度和装配创新程度构建了复杂产品生产函数,探讨了主制造商成本共担激励策略,建立了基于成本共担协同创新Stackelberg博弈模型;其次,借助于成本共担与不共担情形下对比研究了最优创新程度水平以及主制造商最佳成本共担比例;最后,借助某商用飞机电力支持系统进行数值验证,结果表明：供应商最优成本共担比例和工艺弹性和装配弹性呈正比,最优工艺创新程度和装配创新程度与工艺弹性和装配弹性呈反比例关系,当弹性在一定范围变动时,成本共担要比成本不共担要好;当弹性超过变动范围时,则不再分担成本进行激励。本文系统分析了成本分担下零部件创新程度问题,为供应商和主制造商长期激励合作提供了一定决策依据。     

政府激励政策下人造板绿色供应链谈判-协调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人造板产业面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上下游企业缺乏合作与协调。本文界定了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系统,运用契约理论和纳什谈判理论,分别构建了政府激励政策下人造板绿色供应链集中优化决策、分散均衡决策和谈判协调决策模型,从而建立了相应的收益分享-成本分担契约谈判协调机制,并基于相关行业和企业经验数据,与传统人造板供应链进行了对比数值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收益分享-成本分担契约谈判-协调机制能够很好地实现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的协调运营,提高资源效率,降低环境负影响和提升运营绩效。(2)人造板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下供应链及其成员的最优利润均高于传统管理模式,谈判协调决策情形下供应链及其成员的最优利润均高于分散均衡决策情形。(3)制定有"门槛"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和适当的环境税政策,自建经济林场、选用经济型枝桠材,强化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有助于提高人造板供应链运营绩效。     

虚拟第三方控制下的供应链逆向选择研究

在供应链逆向选择问题中,代理人只获得基本的保留收益或者可怜的信息租金,导致对代理人的激励不足,缺乏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章在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销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中,引入不占有利润的虚拟第三方进行集中控制、利润分配、信息甄别.最后制定了逆向选择的最优契约,并且证明了在虚拟第三方控制下,各参与者均可获得正的租金,应用数值分析说明供应链的整体收益有所增加.     

考虑销售商风险规避的双边信息不对称的供应链协调

非对称信息和风险态度成为影响供应链协调的重要因素,而契约机制设计是实现协调的一种方法。本文在双边成本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研究供应链契约机制的设计问题。考虑了由一个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一个风险规避的销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供应商和销售商分别拥有私人的生产成本信息和销售成本信息。在分散决策下,供销双方为获得更好的私人利得从而有隐藏信息的动机。为实现信息的真实揭示,文中引入了利他委托人这一概念,从而供应链成为协调主体。借助AGV机制思想,设计了具有激励性质的转移支付,并且基于均值-方差方法建立了非对称信息下的供应链模型。我们发现销售商风规避度在一定范围时,所设计的激励机制能够实现供销双方信息的真实揭示,但并不能完全保证双方的事后非负收益。为解决这一问题,给出一种以期望信息租金比为基础的事后收益分配规则,设计了补偿参数。结合转移支付和补偿参数,提出了一个契约机制。我们发现当销售商风规避度不超过上界k_r时,该机制能真实的揭示信息,并且能够保证供销双方的事后合理的收益分配。此外,当供销双方真实揭示信息时,风险规避度较大的销售商组成的供应链有更低商品交易量和供应链收益。最后,给出数值算例,验证信息揭示的激励有效性并对风险规避度进行敏感性分析。本文的研究将对双边不对称信息下的供应链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双向部分透明供应链的大数据投资决策与激励

针对供应链中需求大数据的分散投资与决策激励问题,考虑单个供应商和制造商均能通过大数据投资预测需求,且彼此可共享部分大数据。建立基于上下游间双向部分透明的大数据投资决策模型,揭示双向透明对于大数据应用价值与投资激励的影响,并设计契约合作机制解决大数据投资的激励失调问题。研究发现：双向透明总是对供应商有利,当逆向透明度低时,正向部分透明可能对制造商最有利,当正向透明度低时,促进双向透明可能对所有参与者均有利;正向透明而逆向不透明有利于提高大数据投资的可行性;制造商只存在大数据投资激励不足,而供应商在双向透明度低时还存在大数据投资激励过度;投资补偿契约能协调各参与者的大数据投资激励,且可提升系统投资利润5-49%。     

Supplier Behavior in Capacity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Many manufacturers ensure supply capacity by using more than one supplier and sharing their capacity investment costs via supplier development programs. Their suppliers face competitive pressure from peers despite the reduced capacity investment cost. Although standard game theory makes clear prediction that cost sharing increases the suppliers' capacity choice and supply chain profit, the complex decision environment of capacity competition makes it interesting to test whether the theory predictions are robust and, if not, whether systematic deviations occur. We present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study. The experiment data show that supplier subjects invested in higher capacities than what our theoretical analysis predicted, resulting in profit loss for the supply chain. Our econometric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subjects are bounded rational and their concern for relative standing may be the potential driver of capacity over‐investment.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findings, we study a modified cost‐sharing mechanism that adapts to the behavioral biases. Its performance is validated in a second experi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