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漫谈

<正> 我是三十年代北大的学生。我们的老师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先秦史的,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胡适、徐中舒、唐兰等先生,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当时,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傅斯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顾颉刚讲《尚书》,唐兰讲古文字学,钱穆讲先秦诸子系年。顾先生讲《尚书》研究,讲《尧典》时,一字一句的讲,一年只讲一篇《尧典》,但每个问题都有深入研究。五十年过去了,我至今都还记得。顾先生口才不好,但教学方法好,带出了许多名家。顾先生教课,总是出练习题,做好后印出     

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年时代的交往

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年时期由于理论上的共鸣、思想上的沟通、学术上的共勉而成为挚友。他们同为胡适的得意弟子,从胡适处学习靳思想、新方法,学业大长;他们共同创办《新潮》,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顾先生热情支持傅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傅先生盛赞顾先生的古史辨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的贡献。虽然二人因个性等原因而中断了达15年之久的友谊,但在背后,在学术界仍始终称颂对方的成就与才华。     

怎样继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要我再写点读书经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介绍一下我所闻见的前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作为个人和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前几期《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里曾介绍过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他们二人也是我的及门业师,对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知道一些。以我看,陈垣先生治学十分谨严,丝毫不苟,方面也很广,无愧是一代大师。顾颉刚先生治学不如陈先生谨严,方面也不如陈先生广,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推动学术开展的努力以及自己所下的苦功,也大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这里着重介绍陈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日本、香港、台湾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近90篇。与会学者对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第一,“古史辨派”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之学根植于清人崔述、姚际恒等人的经学考辨,导致了顾对经传的最初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来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特别是历史进化论学说,直接推动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     

以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

<正> 什么是五四精神?我认为,五四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因为就在五四运动当时,胡适、陈独秀这两位运动的领导人就回答什么是五四精神。胡适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这次运动的精神。当然,在这里他借用了尼采的一句话。陈独秀说,“五四”实际上宣传了两个东西,一是德先生,一是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从这两位五四运动的领导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多所见闻 以证古史——记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启迪和帮助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逝世已经三年了’。但是他在治学方法上给予我的启迪,以及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是我难以忘却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到云南从事民族调查工作,开始很不安心,兴趣不大,总以为是荒废了自己的专业。1963年顾先生的《史林杂识》初编出版了,我读完这本书后,心胸突然开朗起来。     

《尚书·微子》校释译论

当本刊发稿之际,获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逝世,不胜沉痛!顾颉刚先生生前对本刊曾给予许多支持,并将《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一文交本刊发表。在这里,借《<尚书·微子>校释译论》发表的机会,对顾颉刚先生的逝世,谨表深切的悼念。     

崔述的疑古考信与史学研究——与王元化先生论学

王先生道席: 承先生于崔述研究问题惠予赐复,受益匪浅。先生提到的蛤笑文已见到。《东方杂志》第七期上还有属名(艹狸)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一文。先生来教谓三宅米吉的话成为五四后胡适、顾颉刚出版崔述遗书之诱因说,极是。胡适的确知道崔述遗书有那珂通世点校本,尽管后来他得到的是畿辅丛书本。那珂通世对崔述有兴趣的原因,冈崎文夫的说法似值得重视,我去年在日本看到藤井良雄的《崔述的文学思想》,仍持此意见。不过现在在日本很少有人研究那     

顾颉刚先生与西北

1981年12月25日,是古史研究大家顾颉刚先生逝世周年。作者着重介绍了顾颉刚先生对西北地区历史研究所作的贡献。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析:以《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为中心

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份文献,代表了国学门同人的学术理念。这份文献阐述了有关学术平等、学术的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爱国、国学与科学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理论问题,集中反映了顾颉刚丰富的学术思想与理念。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派学人的学术评述,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并未达成共识。     

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两人的交往、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评价等方面来看,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顾颉刚一生都在学习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在其晚期的文章中甚至透着"二重证据法"的影子。     

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

胡适与康有为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开风气的人物,学术界对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鲜有探讨。本文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实来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进而指出,在学术取向上,民国初年由经古文学转向经今文学,胡适的《大纲》、顾颉刚古史辨都与康有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看作是晚清经今文学的继续与终结;在治学方法上,胡适的“历史的方法”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亦受到康有为治经方法的很大影响。     

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纪念顾颉刚先生

过去学者,劬勤不倦,著作等身,由于生活环境(包括职业)促成的多,由于个人爱好的少,由于把它当作一生事业去努力的更少。前两者嘉惠一时一代,后者有功后世,更值得人们尊敬。顾颉刚先生就是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中的一个。顾颉刚先生是我五四时期北大同学。他本来高我一年,是哲学系(当时还称哲学门)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

20世纪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和徐旭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共同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参与禹贡学会。他们还分别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学和考古方面的负责者,共同促进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发展。后顾徐二人因人事纠纷关系破裂,由交好转向彻底交恶。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学术观点异趣,从侧面反映了两位学者对古史学术观点的不一致。二人的交往是民国时期学者生态的一个面向,他们的学术歧见凸显了民国学术发展的多面性。     

深入浅出 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

深入浅出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李正中由史学大师顾颉刚教授口述、教育家何启君先生整理的《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增订本）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书是顾老于１９６５年冬到１９６６年春，在北京香山疗养院期间，为同住在疗养院...     

《禹贡半月刊》编辑思想之研究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等创办和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在推动我国历史地理、民族史、边疆研究以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认真研究他们的办刊思想,对今天我们搞好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半月刊)是禹贡学会的会刊。禹贡学会由顾颉刚、谭其骧两     

顾颉刚疑古史学的现代价值

<正>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以来,学界毁之誉之,已经有很多论辩。有胡适、郭沫若等人的明确肯定,有冯友兰从信古、疑古、释古的认识论阐释,更有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打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大旗,宣布"疑古"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历史时代(1)。关于古史辨派的研究,多是积聚在这些说法的旗帜下,评价其辨别伪书、史实的功绩或缺失,评价其方法论问题;但这些评价多是将其放在具体的事实性层面上,而对其在学术精神层面的评价,从更高的学术之所以为学术的角度的评价,尚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