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并非作于太始四年考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对研究司马迁和《史记》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关于这封信的写作年代,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考定在汉武帝太始四年。王国维说:“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按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     

司马迁的天命鬼神思想探源

“司马迁崇拜上天,笃信天命,对自己,他以膺天命的万百年一出的‘命世者’自居自励,对社会,他以‘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天命观为尺度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其发展规律。”就连他花毕生心血编纂的《史记》的目的和内容也规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可见司马迁并没有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影响,在他身上还具有明显的天命观和神秘主义思想,本文就其天命鬼神思想之渊源,略作探讨。司马迁的天命鬼神观在《史记》中有突出的反映。《史记》不少地方重复了今文经学家神化古代帝王的说法。如说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顼“依鬼神…     

内容形式范畴与经济体制改革

唯物辩证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内容形式范畴在应用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所起的指导作用,便是一个证明。本文主要讨论内容形式范畴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用问题,并对“以‘结构’取代‘内部形式’,而以‘形式’去指通常所说的‘外部形式’”的观点(见《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内容和形式范畴新议》一文.简称《新议》)提出不同看法。     

應該全面正確地評价司馬遷的思想

在司马迁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肯定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社会历史观是进步的,政治主张也是进步的,反映了全民的意愿,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立于对立的地位”。如有人说:“司马迁反对天命可以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的神秘思想”。有人则说:“《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跟当时以阴阳五     

吉砚书屋随笔——笔误与错误

2008年第12期《书法》杂志“读者来信选摘”刊出天水市秦泽宇先生“近日读第十期《书法》发现一些问题,总结出来寄予贵刊。”秦先生发现的第一个问题竟出自我的一篇文章,他说：“在董建先生《清代印人姜炜小考》一文中,其所引用《读印人传》中语‘摹印规樵自先秦,两汉而下,靡不肆力焉’。读时觉极不通畅、明了,何谓‘规樵’遂翻检中国书店所出《篆学丛书》下册《读印人传》中相关内容,原来此处非‘规樵’而是‘规樵’,查《艺林楷则》及《康熙字典》知‘樵’即‘模’字,如是则文句之意可明白,即‘师法’之意。”     

关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出版

《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的论赞中有“盖孔子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句,主伯祥先生在《史记选》的注释中说: “子羽,孔子弟子澹台灭明之字,状貌甚恶,而有贤德。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着重号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史学和文学名著《史记》中包含了卓越的经济思想。《货殖列传》是集中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名篇。它是为春秋末到汉代初年以工商业致富的人立传,记述他们的言论,事迹和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反映了司马迁对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系列看法。现简述如下:     

如何论证双包责任制与公共积累的关系——同陈力同志兼与刘政同志商榷

陈力同志《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应重视公共积累》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陈文”),认为“‘双包’以后仍应坚持提留公共积累,而且这是‘双包’后的经济性质最终是否改变的主要标志之一。”对此,刘政同志提出了异议,(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6期《也谈“双包”责任制的性质和公共积累问题》,以下简称“刘文”)认为“积累属于分配范畴,因此,不能把提留公其积累作为衡量‘双包’生产责任制经济性质的标准”,因为“经营管理制度的经济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不是由分配关系决定的”。这种论断,是难以苟同的。     

无题

《史记》自从被定为“正史”之后,连同它的作者司马迁,声誉与日俱增,时至1955年纪念司马迁逝世二千一百周年这个盛日,更成为举世的一件大事。可是,自从汉武帝天汉二年秋开始,司马迁的遭遇以及他的死,因本文属于补白,无力论述,仅就《史记》本身的遭遇,提供一、二例证,以见共何等不平! 《汉书,东平思王传》:“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谈杜甫“似司马迁”──兼谈史迁良史“识”“德”修养里的诗家情质

谈杜甫“似司马迁”──兼谈史迁良史“识”“德”修养里的诗家情质王友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东坡志林》有云；“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毕仲游只说到这里，没有言及杜甫何以似之。清代刘熙载解道：“杜甫五七古叙事，节次波...     

校勘二题——校读《管子》所想到的

古籍整理中,校勘是一个重要环节。校读《管子》,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由于对古字古义的训解有所不察而发生误校。略举数例,加以说明。如《轻重戊》:桓公问管子日:“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王念孙的校勘是:“‘居’当为‘治’,字之误也。《齐民要术》一,《太平御览·木部一》引此,并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书‘居’亦作‘治’。”(见《读书杂志》)大概王氏以为“居”是居住、居处的意思,在这里讲不通。而《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引此正作“治”     

价值论

一、价值不是“核算的工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大家都知道的,但一谈到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作用时,人们的意见分歧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正如孙冶方在“论价值”一文的一个脚注中所说:“经济学家为了辨别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差别,创造了不知多少‘级别’的作用,如‘调节者作用’、‘调节作用’、‘影响作用’、‘重大作用’、‘一定作用’以及上面所说的‘工具作用’等等”(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13页)。其实,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议论,都是从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中搬来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司马迁为陈涉立传就是为汉刘邦立传吗?

君奭在《司马迁写〈陈涉世家〉是想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传吗?》(简称君文,见《吉林师大学报》一九七九年一期)一文中说,刘邦“过去是打着陈涉旗号,以奉‘张楚’正朔而兴起的,要肯定他们这个汉王朝的合法性,那首先就得承认也是布衣出身的陈涉的合法性,所以为陈涉立传实际是为了给刘邦立传。”因为刘邦也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因此,作者接下去就说:“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与刘邦正表现了阶级立场的一致,他是站在西汉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写《陈涉世家》的。”     

论井田制度(续)

(4)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 “瑞辰按《齐风》‘衡从其亩’,《释文》引《韩诗》作‘横由其亩’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说文》:‘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又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或从十久。’又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是亩之一纵一横,实兼东西南北之象。此《诗》‘南东其亩’,盖言南以该北,言东以该西也。”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迄今为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明显不足。文章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其不朽之作《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本文从司马迁对商业都市经济的描绘及其重商观念、财富观念、流通观念、经营理论、货币理论等方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度阐析。     

享者,亨也

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史记》“曲笔”刍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的伟大成就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早为学界所公认,无须赘述。其中,它最为学者称道的,是它忠实于史实的“实录”精神。稍后于司马迁的汉代史学家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一部史书,能做到“文直”、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如何評价司馬迁的道德观

在《史记》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司马迁的道德观是进步的,他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揭露与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虛伪性。如有人说:“司马迁指出当时有两种道德,一种是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一种是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又说:司马迁之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律,居然敢于给道德范畴打上阶级对抗的烙印,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见。”有人则说:司马迁“不仅区別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而且是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猛烈的攻击压迫阶级道德,这是他的道德观点的非常进步的一点。”有人更说:司马迁“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圣贤和所谓仁义道德。而从实际出发,‘已饗其利者为有德’,肯定了另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