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现代诗歌史上的“戏剧化”诗学

西方诗学中的“戏剧”美学传统,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以来的抒情文学,赫兹利特、勃朗宁、叶芝、庞德、艾略特和布鲁克斯等英美新批评诗家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抒情诗的“戏剧化”,主要集中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抒情诗主体“角色”化、“面具”化,间离自我或走向他者;二是吸收“对立”“冲突”等“戏剧性”美学精神,使抒情诗歌充满互相矛盾和异质的经验和情思。这些都旨在丰富后起建立的正统“抒情诗”理念。     

劳伦斯诗歌《蛇》中的对话性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蛇》是一首叙事性抒情诗,其序列性和事件性较强,表现出明显的叙事性,诗中的对话性也随之凸显。基于此,文章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该叙事中的对话性的分析,充分呈现诗中多元对话的世界。诗中明显的对话现象构成本诗的外在对话性,叙述者在叙述其言说对象时与他人话语的对话则构成本诗的内在对话性,该对话性与马丁·布伯"我与你"范畴的对话主义主体间性理论不谋而合,揭示诗人劳伦斯对人类与自然主体间性的哲思,致力于建立人与自然"对话"的世界。     

论运河遗产文化价值的叙事性阐释——以北京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为例

运河遗产作为一种“纪念之地”和特殊的遗产形态,其文化价值被公众广泛认知并持续传承下去,需要有效的阐释系统.叙事性阐释为运河遗产文化价值的阐释开辟了新的路径.它既可以提升运河遗产的可读性及运河遗产与现代城市生活的关联,也有助于激发公众的记忆、想象和兴趣,增进公众对运河遗产的认知度和珍爱之情.叙事性阐释的基本策略体现在四个方面:运用“主题化阐释”手段构建运河遗产阐释体系;挖掘和发挥与运河遗产相关的文学作品(含纪实性的口述史、回忆录)等叙事性阐释资源的作用;定期举办相关的节庆仪式、艺术节、民俗庙会等特色文化活动;有叙事元素的场景设计、公共艺术的成功介入.     

浅析抒情诗的时间结构

抒情诗的叙述是抒情的基础和手段，叙述在读者和诗歌文本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主要运用叙事学的方法来分析抒情诗，并从时间角度来分析抒情诗的叙述，它包括3个方面时序、时距和频率。时间结构的建构为读者了解抒情诗文本的结构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可以使读者更容易进入作者所创造的诗情画意之中。     

平白中的深蕴——浅析于坚叙事性诗歌的诗美特色

于坚的叙事性诗歌具有极强的平民色彩,本文从于坚叙事性诗歌的文本层面及叙述中“叙述者”的姿态上细致入微地阐发其诗歌的诗美特色,以显示其平白中的深蕴。     

卞之琳延安时期诗歌创作中的“奥顿风”--以《慰劳信集》为例

1938年以后，卞之琳的诗风由“幽蓄深邃”转为“朴素明快”。作为卞之琳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慰劳信集》虽以机智、幽默和现实主义风格著称，但在这部诗集中，无论是诗歌内容、诗体选择，还是语言词汇以及修辞手法的运用上，都可以看到“奥顿诗风”的痕迹。     

“后经典语境下”华兹华斯诗歌的叙事艺术研究

将华兹华斯的抒情诗置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视域,从诗歌的叙述者、诗歌的叙事序列、诗歌戏剧性叙事、诗歌跳跃性叙事、诗歌音乐化叙事等方面,对具有华兹华斯典型叙事艺术特点的多首抒情诗进行系统解读,印证了华兹华斯抒情诗的叙事性,打破华兹华斯诗歌叙事研究拘泥于叙事诗研究的局面,验证了诗歌叙事学批评的可行性和效度。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卞之琳的“顿法”论

卞之琳的“顿法”论陈本益关键词卞之琳，新诗，格律，顿，节奏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５在五十年代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卞之琳对新诗形式作过不少论说。这些论说可以用他在五十年代诗论中所用过的＂顿法＂二字来概括。他说：＂旧诗里有一定的顿数，一定的顿...     

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在过去50余年内一直为国内学者们研究。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是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拓展第一阶段研究内容为特点;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     

论张弦短篇小说的抒情艺术

情感,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也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作为“人学”的文学,应该表现人的思想,也应该表现人的感情。古人说:“诗贵乎情。”其实,不惟诗歌,就是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也是以情为贵的。虽然,人们习惯上把诗歌称为抒情性艺术,而把小说列为叙事性文体,但这只是相比较而言的。早在二十年代,我国就有人明确地提出过“抒情诗的小     

新诗戏剧化体式例释

新诗戏剧化的原则是表现上的客观性和间接性 ,体现了新诗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新诗戏剧化体式的典型类别是新诗戏剧独白体、新诗戏剧旁白体、新诗抒情诗剧体和新诗戏剧对白体 ,本文对闻一多、卞之琳等优秀的新诗分别予以例释     

汉唐小说文体演进与书牍文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体应“用”而生,文体功能是制约文体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汉唐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学,因叙述方式所需,从书牍文中吸取“营养”,使之在叙事流中承担一定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小说叙述结构和文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汉唐小说的书牍文,不仅篇幅、数量、表现方式有较大差异,而且使小说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书牍文与汉唐小说之间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小说文体的演进.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范式、缺陷、新视角: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之透视

著名翻译家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中国翻译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现有研究呈现四种范式,即卞之琳英诗汉译研究,卞译《哈姆雷特》研究,卞之琳汉语新诗英译研究以及卞之琳的翻译与其汉语新诗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现有研究中也存在部分研究者的研究重复,一些研究论据不足,结论牵强,研究者尚未就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当中的“似”原则和“译”原则的所指达成共识等缺陷.新语境下的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不仅要解决上述问题,还可以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开展.     

普希金郭沫若抒情诗风格比较

普希金和郭沫若的抒情诗,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分别登上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的高峰。两位不同国籍、时代的诗坛巨匠,其抒情诗独具艺术特色而又有惊人相似处。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古罗马美学家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曾论述了崇高风格的五种因素:“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强烈深厚的热情”,“修辞格的妥当运用”,“高尚的文辞”,以及把前四种联系成为整体的“庄严而生动的布局”。这五种因素的论述原是建立在修辞学的基础上,但他主张读者应从作品中去体会作者崇高的思     

助词“的”介入的称说变动——从叙述到指称到判断

助词“的”在介入称说变动中显示的强劲的动态功能将充实其设词用字的理据。本文考察“的”介入的从叙述到指称到判断的称说变动和“的”从而显示的功能,拟测相关指称形式判断形式的生成以及可同叙述成套配备的情形,彰显叙述的典型性。     

郭小川对诗歌的贡献——浅谈郭小川抒情诗的“四化”倾向

勿庸置疑,郭小川对诗歌,尤其是对抒情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他的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无不呈现出“四化”倾向(即革命化、典型化、群众化、格律化),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新诗。 一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他的抒情诗的革命化。 谈到革命化,可能有人会嗤之以鼻:这算什么东西?然而,我们先要声明:一是诗的“革命化”是诗人生前的主张,且渗透于他全部抒情诗的字里行间;二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杉林神女经》叙事中的原型解读

选择凉山彝族毕摩文献《?????》（译：《杉林神女经》）作为研究对象，将文本叙事与原型象征结合起来分析，进行了文 化学的阐释。《杉林神女经》不同于作家文学，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它是文学叙事性较强的文本。整部经文以“杉” 贯通全文，杉林是孕育神女成长的地方，是文献中不断出现的意象，也是族群经验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原始意象。那么，是什么 原因让“杉”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叙述主题？杉在彝族人的观念中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可以从文本的叙述中找到答案。     

论寒山的俗体诗

寒山诗分为雅、俗两类 ,俗体诗表现出世俗性与叙事性的特点。世俗性是说寒山诗具有由宗教文学向世俗文学蜕演的倾向 ,重在展示世俗生活。叙事性首先表现为事件、场景、人物等因素代替情感因素成为诗的内容 ,其次表现为诗歌结构采用了旁观叙述的模式和时间布局的方式。在寒山作品中 ,俗体诗占三分之二 ,代表了其总体创作倾向 ,同时也体现了唐代俗文学的一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