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与本土化民主发展取向

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如何看待和解释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民主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在研究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加强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促进国家治理与地方性自治的有效衔接,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质的平衡与互动状态,使“乡政村治”这种民主治理的弹性结构更具有解释力与借鉴性.     

抗战胜利后江南市镇建设中的民间力量——以菱湖战后重建(1945-1949)为例

抗战胜利后,随着旅沪人士资金、技术、人才与先进观念的回乡,菱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建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菱湖建设协会对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产生了关键性的组织作用。在重建过程面临着开发与保护、进取与保守、公益与私利的两难困境时,一方面,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不断调整重建规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挥了劝导、协调、干预功能,使重建工作能够摆脱困境,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战后菱湖重建不仅展示了返乡的旅外人士与乡绅势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而且也显示了政府对民间社会的调控。     

文学史与历史语境--关于"民间"与"现代性"

历史话语的书写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内进行的,文学史同样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文本.本文着重分析"民间"与"现代性"作为新的文学史叙事的核心概念与90年代历史背景的关联,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对文学史的阐释功能.     

全球交往实践中的东亚文化价值观

东亚文化价值观是东亚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型东亚文化价值观的创建及其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东亚区域的自我整合、调整来进行.东亚社会必须作为"主体",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互动中,通过宽容、民主的协商、对话和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普遍价值的建设.     

"秦岭志"如何成为"山本" ——论《山本》 的方志书写

方志书写贯穿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始终,具体表现在:其一,作者通过方志书写建构人物活动的空间序列,还原陕南山区的地理生态和民俗风情,构成小说的地方性背景;其二,方志书写在文本中承担叙事功能,一方面神秘主义文化作为情节发展的关捩,代替了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理性逻辑,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情节发展逻辑关联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方志性内容的引入使历史叙事在一个又一个山野逸趣中被不断解构,文本形态因此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其三,作者在方志基础上展开对"人"的现代性思考,主体性的缺乏与非理性的暴力表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同构关系,涡镇人内在意识的承接与循环则是造成小说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借助以上三个层面的方志书写,作者透过秦岭故事写中国世事,通过地方经验写中国文化成为可能。     

"心我"与"口我": 关于社会互动行为主体的研究

社会互动是由互动的双方各自以"我"为一方与对方的"我"进行的.由于"我"可看成是由"心我"和"口我"组成,为了探究到底是哪一个"我"在参与社会互动,首先需要对"我"进行研究,然后从理性和非理性的视角探讨"心我"和"口我"何以一致或不一致,进而研究个性、道德、文化以及法制等因素对"心我"和"口我"的影响,最后就互动中"口我"与"心我"一致或不一致的正负效应及其规范问题进行探讨.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的本性、主题与功能.自康德以来,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遭遇到严峻挑战.从实践理性的层面重新阐释辩证法,巳成为深化辩证法研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他人视角的无限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辩证法克服理论理性层面辩证法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和问题意识,在承认"理性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宽容"与"相互承认",来寻求这一矛盾的克服,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

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作为对原有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新时期中国民间组织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清政府"新政"时期基督教政策的嬗变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沿用以往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的基础上,以"辑和民教"为基本出发点,对基督教政策作了部分调整.这些政策变通多少弥补了传统基督教政策的不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和清政府的妥协态度,这种修修补补的应对之策不可能给清政府带来真正的"辑和"效果.     

从对话范式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路径的三个维度

任何思想、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对话"这一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例外.以"对话"为基本路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包含这样三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二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社会和谐":社会稳定观的重大理论创新

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相互辩证.提倡社会和谐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其内涵的人本、公平、法治、诚信和宽容理念,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稳定观.这一理论创新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不彻底"的艺术宽恕与参差对比的美学观照——张爱玲创作艺术研究

"不彻底"是张爱玲所特有的一种态度,是指导以宽容为内涵的文化品味,表现为人生观上的一种兼容态度,是实现了爱情有浪漫向生存现实的妥协,是竭力要在一个无爱的世界里提升出一丝令人留恋的温情;而张爱玲参差对照的美学,使她在人物的设色、评价上不走那种简化、单纯的老路,而极力挖掘各种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之间的相互缠绕、渗透和辐射,在一个远离主流的边缘语境下又极力营造一种永恒的历史语境,以历史的、情感的、文化的记忆来穿透人生与现实的迷障,最后便成为其艺术宽恕的强大支撑.     

复杂适应系统视阈下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探究——从西学东渐到中国文化走出去

跨文化交际从本质上有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交互、聚合、不确定性、涌现等特征。本文以明末西学东渐中的耶儒对话为例,探讨作为复杂主体的双方如何相互适应、如何共同演化后发现,耶、儒两种文化面对杂芜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交锋、争辩、反馈加强了它们各自存在,也给双方的发展带来了变化的张力,从对本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深刻反思中看到了不同的"我"与"你"。从现实意义上,这种文化相遇后动态而复杂的互识、互释、互适的认识,对于理解和把握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异质文化间的互动等问题有着积极意义。     

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路径与限制——基于地方司法回应民间金融创新的一种思考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地方司法对于民间金融创新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中不乏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这是地方司法进行"试错"的实例。基于一种框架性的论证,地方司法"试错"的正当性源自于地方性的纠纷,现行法律的粗疏以及司法引领制度变迁的优势;其基本路径是地方司法在能动性指引下,运用利益衡量的基本规则,与地方立法和行政互动协同、彼此影响。同时,为了防止地方司法"试错"被滥用,还必须对"试错"的主体、期限、条件、内容等作出较为严格的限制。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关于"草根民主"的个案研究

在苏南农村,真正源于民间的"草根民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无论是从草根权威的产生方式还是从村民们的参与程度看,它都要比政府倡导的基层民主更符合民主的要求,更能体现民意.但是,这种"草根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它缺乏宽容这一重要的民主特质,缺乏宽容的"草根民主"同样会沦为草根权威们操纵的工具.     

E.O.赖特积极的阶级妥协理论刍议

赖特认为阶级妥协存在消极和积极之分.他主张积极的阶级妥协,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存在一种双方通过积极的、相互合作使双方利益都能得到提高的博弈.他提出了阶级妥协的五种模式.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这几种博弈模式依次过渡.这种积极的阶级妥协理论对于我国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性.     

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交涉若干问题论略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交涉所采用的"边缘谈判"方式,是当时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中国代表团努力争取的结果,"边缘谈判"同"会外谈判"或"直接谈判"有着本质区别;胶济铁路解决方案也是在英美调停下,中日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当时形势下唯一能够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因而是旧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得多失少"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上的艰辛努力和出色表现应予肯定,山东问题的解决与美英两国的调停及对中国的支持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