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区都是一艘“五月花”——社区维权人士舒可心谈社区自治

“民主从社区开始!”“居住改变中国。”在与记者对话中，舒可心反复提到这两句话，并以之为自己的“居住理想”。耐人寻味的是，在舒可心的名片上，写着“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北京朝阳园业主委员会前主任”．还有一串业主委员会顾问的头衔。     

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县级政府职能研究——基于Z市“多村一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县级政府作为重要资源的掌握者,应主要定位于规则制定、支持培育、监督管理等多重职能作用上。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县级政府职能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主导提供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项目与居民需求偏好存在一定偏差;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培育比较匮乏;绩效评估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县级政府职能,应着力构建三大机制:准确表达民意的公共信息采集机制、对社会组织的多元培育机制、科学高效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评估机制。     

从“一元观察”迈向“多元交流”：国际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的挑战与反思

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框构要素,而国际社区作为文化多样性的表象空间,其日常治理与服务实践中的“文化”更趋具体化,如何理解文化差异已成为国际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聚焦一个国际社区社会工作项目实践过程,旨在厘清在国际社区场域中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策略与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作为服务要素和理念的“多元文化”是如何被运用到实务过程中的。研究发现,该项目实践经历了多元文化社会工作从理念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衔接错位与自我调整,体现出以多元文化为表征的实践存在注重客观内容的“一元观察”和注重场景文化经历反思的“场景解释”两种视角。该发现对专业共同体的启迪是日常实践中学者和实务工作者需保持文化自觉意识并进行反思性审视,以避免将文化理解简化为文化表象知识的传递,而忽略文化的独特性、个体性和日常性,进而陷入“一元观察”的窠臼。     

社区救助：帮无家可归的人找到家——“帮他，就给救助站打个电话吧”

自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实施救助管理转型以来,救助对象多、活动范围广、人员成分复杂等问题凸现。在流浪乞讨人员中,既有一些钻新政策空子的职业乞讨者,也有一些因被偷、被骗、被抢、务工不着、寻亲不着,而陷入临时生存困难的群众。他们不仅经常出没在繁华地带乞讨,有的还流动到小区和居民楼内,影响了社会秩序。由于受救助人员数量和救助能力的限制,救助人员又很难逐个深入到小区和居民楼巡查,使社区和城郊成了救助工怍的死角。如何让救助对象得到及时有效救助,是社会管理者,也是社区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单元。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紧密相关。治理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通过分析探究永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实践情况,发现“嵌入式”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致使民族互嵌式社区难以变革发展。因此,为解决治理困境问题,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同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形成了“嵌入式”—“融入式”社区治理模式。在“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模式转变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互嵌”,以期为具有相似治理情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