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本文概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由主义演化的角度,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野——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及其两个基本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从自由主义的实践意义到其学理特征,得出全文的基本观点: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积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级目标,消极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自由主义则以消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谨慎地、理性地、渐进地追求积极自由。     

离合之间: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

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表现为离合之间。他的自由观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附会性,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采取附会之理解;二是游离性,没有始终如一地抓住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个人主义;三是松散性,没有系统的文章或著作介绍西方自由主义;四是矛盾性,一方面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对立)流派的态度不一,另一方面对这些思想的不够忠诚。这些特征,并不是梁启超独有的,而是过渡时代之知识分子的整体特点。造成这种整体特点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社会主题的演变;二是社会流行思想文化的庞杂与浮浅。     

也论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

传统观点认为胡适是自由主义者,而鲁迅则不是;相反意见则认为鲁迅而非胡适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上两派各执一词,迄今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成为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仍没有彻底解决的悬案。其实,胡适和鲁迅都和自由主义有关联,胡适属于原典自由主义,鲁迅属于个性自由主义。原典自由主义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个性自由主义则是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它只具备原典自由主义所有原则中的重要一端,即其中之一的"个人主义原则",注重个性自由,而其内涵近似于"哲学自由主义"。鲁迅的脑袋能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但帽子的款式却是个性自由主义,而非胡适式的原典自由主义。     

对自由或自由主义的省视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由主义的衍伸可以分成两个传统。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种传统都未能在实践中避免走向极权、专制与霸权。因此,关于自由或自由主义,就成了一个值得重新省视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着各种难堪或悖论、矛盾或冲突,它自身就存在着理论的软肋。比如:关于自由和必然;自由与强制;自由与责任;个人主义;自由与平等;……。     

文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

文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生与自由主义文化的同质同构关系。二是自由主义文学对自由主义文化的偏离变异和超越；此外，在时间上，一是表现为承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乐观、进取的自由主义观念，即相承的一面。二是在空间上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杂关系。表现为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作家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反自由主义思潮（各种反现代性文化的思潮）的进一步思考，也即是继承的超越。     

对自由与权威关系的文化哲学解读——兼评自由主义的历史

自由与权威的关系问题是西方政治文化哲学讨论的永恒主题。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思想家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自由和权威在文化哲学上的相互抵触性,酿生了二者在理念层面上的相互调和性。自由和权威的关系构成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历史。文章论述了自由与权威的关系史,分析了密尔对自由主义的贡献,探寻了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和格林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修正。     

"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

五四传统的精神实质并不是表层的"民主与科学",而是深层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五四"自由主义既脱离当时的现实,又脱离中国的传统.就其严重脱离传统而言,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总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自由主义乃是与其"二希"(古希腊、希伯莱)传统对接的.中国文化传统亦自有其自由精神,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对这种自由精神传统进行现代化转换.     

西方自由主义的源与流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也是西方的主流文化。西方自由主义立基于基督教的基本理念,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逐步萌芽发展。洛克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现代自由主义的起点。历经兴起、中衰、复兴的漫长过程,自由主义分化为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两个主要分支。     

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谱系探析

西方政治学传统的根基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保守派使之趋于保守,激进派则使之趋于激进。因此,按照其所采取的左翼、中间派和右翼态度,自由主义又可以分为激进主义,温和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类。虽然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将三者并列,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是自由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就这种对立统一的表现形式作一个大概的说明,就可以了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概貌。     

自由主义的群岛:寻求自由与权威的平衡——库卡塔斯政治思想初探

随着民族、文化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凸显,以威尔·金里卡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所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也受到了诸多的责难,包括自由主义内部和外部的.而澳大利亚政治学家库卡塔斯在其<自由主义的群岛:一种差异和自由的理论>中就从自由主义内部对于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从当代政...     

罗尔斯“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论析——兼论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与康德实践哲学的关系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所论及的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理性的和合理的,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的基础。理性的和合理的两个概念来自于康德的实践哲学,通过对罗尔斯关于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的论析,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哲学在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呈现。     

从古典到新古典：西方自由主义的嬗变与启示

自由主义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后传播到整个西方。它首先应用于政治领域,后扩展到经济领域,先后经历了主张放任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主张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后又回归到主张放任主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中国在现代化的战略上,不应再重走西方的老路,而应当利用后发优势,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之间找到平衡;在个人权利的保护上,应尽力保障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少数派的权利。     

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

长期以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被奴役性、停滞性的"东方专制主义"所定格。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崛起的事实,不断挑战这一"千古传奇"和"历史定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并不是源自西方自由主义的进入,而是源自长期被思想界所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从主体看,东方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农民自由主义,核心要素是自由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种在自由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农民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潜藏于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创造了世界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同时,它也受到专制政体的压制。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对中国数千年以自主性和积极性为核心的农民自由主义传统的尊重,同时又极大地释放了被压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由此促成了中国的崛起。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大提升了东方自由主义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体系。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话语建构与理论阐释——兼对 "泛自由主义"倾向的批评

自由主义文学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始,研究者们就开始了对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建构和概念阐释,他们的阐释话语直接影响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和内涵。时至当下,学者们对自由主义文学的关注已经显化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思潮研究,但对于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泛自由主义”倾向,也应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批评。     

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史论纲

自由主义之于俄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俄语中,“自由主义”和“自由”概念有一个演变过程。官方自由主义是18世纪60年代始流行于俄国宫廷和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传统,对俄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在俄国只是势力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附属品,俄国自由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具体实践,而不是理论创建,俄国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实验室。     

西方三大流派国际合作思想比较分析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其不同的视角对国际合作问题进行了诠释。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冲突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只有在权力均衡过程中和霸权存在的前提下,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发生;自由主义学派接纳了现实主义的前提假定,但这一学派却认为通过制度协调可以有效的缓解无政府状态带来的不信任,促进国际合作的发生;建构主义者颠覆了无政府状态是先验给定的假定前提,认为国际合作是由国际社会建构而成的,国际合作的发生取决于行为主体之间的彼此认同和共有知识的多少。比较西方主流学派的国际合作思想对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近十年来海内外华人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述评

回顾近十年来海内外华人学者关于文化现代化的研究 ,不仅有利于为探索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借鉴 ,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本文围绕中国文化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从文化观和方法论的角度 ,综述海内外华人学者中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学派关于文化现代化的思想和观点 ,进而阐述文化现代化研究在这一时期的新特点     

"五四"人学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人学观念的建立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学观念的倡导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营造了必要的社会氛围,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为人学观念的深化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不过,围绕人性抒写和社会改良等问题,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革命文学展开多次论争之后,也因远离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而遭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不得不溢出个体信仰层面,承担群体使命和社会责任。     

科技治理:社会正义与公众参与

科技与社会之间的明显张力,使当代科技治理面临着一个重要的社会正义难题:如何推动科技发展实现正价值最大化和负价值最小化?围绕这一问题,构成目前科技治理的诸多政治哲学理念之间显然存在的某种分隔.如果说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主要解决的是科技正价值最大化问题的话,那么契约主义和社群主义作为补充,主要解决的是科技负价值最小化问题.按照这一理路,科技正价值最大化问题只能通过科技共同体的内部正义要求来解决,负价值最小化问题只能通过外部正义要求来解决.但问题在于这种分治方法有时并不十分清晰,尤其当一个新技术项目开发从其对生命和环境的意义来理解时,它就不仅是一个涉及未来的社会问题,而且在目前直接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事情.因此可以认为科技共同体的外部正义要求除在科技价值链下游通过政府力量来满足外,也常常在科技价值链上游借助其外部正义要求的内部化策略来加以满足.科技共同体的外部正义要求内部化策略与传统技术精英治国论的不同在于,它并不排斥公众参与.在当今民主秩序下,这种内部化策略与公众参与将共同构成以人类自由和幸福为社会正义标准的增强型科技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