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剧与诗之相互关系及其意义

从戏剧及其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诗与剧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表现首先是剧源于诗,剧属于诗.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戏剧和诗还是一个整体,处于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其次则是诗、剧异畛,是剧从诗的分离.从近代戏剧开始,由早先的以剧本为中心转变为以表演为中心,剧不再做诗的附属品而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第三是剧向诗的回归.不加区分地将戏剧与诗混为一谈固然不对,为了舞台性而抛弃文学性也不对,只有将二者适当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戏剧发展的正确选择.因此,剧向诗的回归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回归.它对我们当前戏剧的启示就在于,戏剧必须寻找并恢复失落的诗性精神.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中国古代咏剧诗中的“交游”现象

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出现了大量的咏剧诗。其中一部分咏剧诗记述了曲家与艺人、曲家与曲家、诗文家与曲家及艺人之间的交游活动。曲家与艺人的交往,反映了他们之间超越声色之娱的深厚情谊,并有助于戏曲艺术形象的塑造;曲家与曲家切磋戏曲艺术,有益于戏曲理论的发展;诗文家与曲家及艺人的交游,对于戏曲艺术的品鉴、传播及艺人表演艺术的提高则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宋代“以剧论诗文”的戏剧认知

宋代确立的“以剧论诗文”之批评方法表现为两条路径:其一为文人从戏剧的结构安排与诙谐风格等介入诗文写作,其二为理学群体以戏剧“教化之失”来匡正诗文创作之“骨气”.通过对这两种相悖应用的考察可以发现,戏剧以其无功利性渗透进诗文批评之中,加强了戏剧审美理论的认识与实践基础.“以剧论诗文”作为文体互鉴与融通的产物,也潜在着促进戏剧认知、呈现戏剧历史、指导戏剧发展的意义.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关于布莱希特叙事剧的重新评价

历来的戏剧史都认为 ,叙事剧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布莱希特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本文对此评价提出质疑 ,指出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完全服务于某种先行的思想观念 ,存在着用思想方法取代艺术方法的严重缺陷。所以 ,布莱希特的早期戏剧创作受到叙事剧理论的误导而一再陷入困境。 2 0世纪 3 0年代中期以后 ,布莱希特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中借鉴了“陌生化”的艺术方法 ,确立了“间离效果”的戏剧表现原则 ,实际上是对叙事剧理论的反思和纠偏 ,因而取得戏剧创作的巨大成功 ,成为戏剧艺术发展史上的巨匠。     

血泪分明染竹枝,梁园暮雪竞题诗——从咏剧诗看文人对李香君形象的接受

《桃花扇》问世后,文人纷纷为其作诗歌咏,留下许多咏剧诗,其中对李香君形象的题咏颇多,包括对其美丽容颜、忠于爱情和政治操守三方面的赞颂。这些咏剧诗准确把握了李香君形象的内涵与特质,折射出文人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尚,进一步加深了后人对李香君形象的理解,推动了其形象在后世的广泛传播与接受。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汪道昆及其杂剧创作

汪道昆是一个颇有影响但亦颇多争议的作家。作为一个改修儒业的商家子弟 ,他的出身经历多少有些不被正统认同的血缘 ,这实际上也牵涉到人们对他成就和地位的认识。汪道昆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和下层市俗社会距离较远 ,又由于他在高雅文化方面所受到的长期熏陶 ,即很自然地将传统诗文含蓄蕴籍的表现手法引入了杂剧创作 ,《大雅堂杂剧》作为明代南杂剧成熟的标志之一 ,总体上可归入剧诗的范畴 ,是“剧体诗”而非“剧中诗” ,更非纯粹的案头之曲。“淡雅蕴籍 ,简洁凝练”是汪氏作品情感内容和艺术风格高度而科学的归纳。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禅之悟与诗之悟辨异

禅与诗的共通之处是“悟”或“妙悟”。但由于参禅与作诗毕竟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活动 ,因而 ,禅之悟与诗之悟也就不会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在“悟”的途径 (“如何悟”)不同 ;“悟”的凭借 (要不要文字 )不同 ;“悟”的结果 (“悟到了什么”)不同。     

孔子的诗教与教诗

孔子提出的"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命题,具有丰富的实用性和智慧性特点,它包含了"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与"不愚"的智慧之光。围绕作为诗教核心之"中和之美"的思想内涵,孔子的诗教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强调事物发展的适度性,提倡在矛盾对立中谋取适中的状态,强调在诗教、礼教的规范中实现政治、伦理的有序化等。反映在《诗三百》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既重视对《诗》的政治化、伦理化利用,也坚持教学的基本规律,注重"雅言"的教学,并将讲授《诗》中的古义、本义与强调引申发挥的用《诗》精神相结合,从而体现了先秦《诗三百》教学的某些特点。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指误

刘士林先生的专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存在知识性的硬伤:将钱钟书赠冒效鲁诗认作“与发妻(杨绛)之唱和”;引用学人诗、文,错字多达130余处,此外还有许多学理方面的问题。本文指出其错误,列表校正大量错字。学术界应该纠正浮躁的风气,对质量不高的著作不宜盲目推崇。     

《诗》之“思无邪”辨

“思无邪”不应作为释《诗》依据。因为《诗》三百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原本不具备创作主旨方面的统一性 ,不可能篇篇为无邪之作 ;先秦诸家引诗、用诗时往往断章取义 ,抽掉情爱内容以合己用 ,这是当时的公认原则 ,我们不应在释诗时误入歧途 ,孔子悟诗时的有意误读是为阐发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的 ,是一家之言 ,不能以之为释诗依据。从实用目的出发对《诗》三百的征引、索解和领悟 ,不能与释《诗》相混淆。     

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

老舍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旧体诗是抗战中的忧患之诗,既激昂悲壮,亦复沉郁忧伤,具有鲜明的宋诗风调,深受陆游和吴梅村的遗民诗的影响.而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旧体诗则是建国后的安乐之诗,或雄浑高亢或清新自然,讲究风神情韵,染有唐诗唐韵遗风.由尊宋到师唐,从忧患中的批判到安乐中的歌颂,老舍的这种艺术转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旧体诗)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清代观剧诗考论

观剧诗是以诗、词、曲的形式题写观剧感触的诗作,观剧诗的产生几乎与戏曲的产生同步。观剧诗经过宋元明三代的发展,到了清代,臻于大盛。清代文人学者观剧诗词涉及到的内容很多,有对观剧情景和演剧场面的描述,有对戏曲艺人演出技艺的赞美,有对观剧动机的叙述,有对戏曲思想和人物的评论,也有观剧后对人生和自我的体验与感悟等。观剧诗是清代戏曲理论和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记录了一部分清代重要的戏曲史料,反映了清代戏曲演出的演变和风尚,是清代戏曲史、清代戏曲理论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