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征——以淮河流域为研究中心

汉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分化明显,呈现出淮河流域成为南北分界线、分布重心渐趋向东南偏移、文学家族增多等鲜明特点。两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贸易的发展、政治重心的偏移、地理条件的便捷和文化交融的传承是促使汉代淮河流域文学繁荣、作家众多的根本原因。     

陕西历代进士数量及地理分布统计分析

为探究陕西历代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陕西从隋朝至清朝历代进士进行核实和分析,由于明代以前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陕西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反映的主要是明清两代陕西情况。分析认为,历代陕西进士共有2 530人。分析还认为,陕西进士数量集中在明清经济文化中心的西安及其周边、咸阳地区和经济富庶的渭南地区;陕南、陕北较少,这与当时陕西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情况基本吻合。     

美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价值观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种政策手段,也是一种决策原则,是不同的价值主体在对教育价值的认 可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的价值观念。美国联邦政府受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两大思潮影响,调整公民享有和 分配教育资源中自由与平等、平等与效率之间的价值关系,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均衡发展价值理念 的变迁体现了美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清代安庆府市镇发展研究

清代,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勃兴以及商人经营的活跃,较之以往,安庆府市镇有了新发展。按照经济功能原则,散布安庆府各处的大小市镇主要可分为传统型、商品流通集散型及交通枢纽型等。专业化程度不足、地理分布不均衡以及整体发展水平低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就功能发挥而言,作为商业经济发展的实体,清代安庆府市镇不仅助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在加快人口流动和引领地方文化发展等方面亦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试论民主政治中均衡模式的建构

政治学视域中,均衡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构架,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民主模式。均衡并不单纯强调量的绝对均等,而侧重于通过博弈达到多方合意的最优状态,在这种选择下,政治趋于稳定。现实的政治世界中,失衡和非均衡是事物存在的常态,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建构符合实际的均衡模式,是一种政治状态的转变,更是民主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民主政治的均衡发展是一个失衡的政治体系趋向于结构性均衡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有着自身的特点、实现的条件及特殊的路径选择,其中,政治系统的充分开放是达到动态均衡的关键条件。     

我国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理论述评

均衡与非均衡发展战略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的两种不同的主张．为了平衡生产布局，我国建国后推行均衡发展战略。“七五”正式提出的梯度发展战略则进一步扩大地区差异．新时期，党和政府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点轴理论正适应了这一要求．     

论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与政府责任

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是契合时代特征的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发展观 ,我们应站在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针对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 ,我们认为 ,政府对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应负有主要的责任。     

基金投资问题的信号博弈分析

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众多基金公司违规行为的出现,严重阻碍了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针对基金投资中存在的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建立信号博弈模型,深入分析可能出现的三种均衡状态,得出分离均衡是最有效率均衡的结论,基金监管部门和基金投资者应当采取相关措施,促使基金市场实现分离均衡。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支点和动力

义务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公益性、普惠性和公平性,是政府对公民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义务教育的基本特征和服务属性,决定了义务教育应是均等教育。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只有强化政府责任,找准均衡支点,挖掘校长潜能,激发校长动力,才能有效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的再思考

在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比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及非均衡协调发展3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现,新时期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更具有全局性、协调性和互补性,坚持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四川盆地先秦时期农业考古研究述论

四川盆地是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单元,先秦时期因受到甘青地区和江汉地区的文化影响,逐渐发展起稻作和旱作农业。由于盆地内地貌特征复杂,不同小区域在农业种植上表现出区域性特点。文章概述近些年发表的农业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对四川盆地农业种植的发生背景与开始时间,农作物种类以及农业种植的发展进程与区域性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文学中心南北移位原因论

中国文学中心的南北移位,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中心与经济中心始终保持一致,与政治中心有合有分,与文化中心有同一性。文学中心的移位也要受战争的直接影响,而特定的地理环境又为文学中心移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亳州商业经济盛衰原因的概述与思考

清朝建立后,地处皖北的亳州商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南北商品集散地之一。亳州商业经济的繁盛得益于统治者将经济重心拉回北方的尝试。其地扼南北的地理位置,虽促成了其经济的繁盛,但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兵祸不断,经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更为重要的是,亳州民风日下,陋习过多,阻碍了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在清代中前期还是在后期,长沙、衡阳、永州等三府一直是湖南社仓较为发达的地区;沅州、靖州、永顺府等湘西地区3府4厅,江华县、新田县、永明县等湘西南3县,浏阳、安仁、酃县等湘东地区3县社仓储谷规模较小;洞庭湖区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也是社仓不发达地区,各县社仓储量均不高。清代后期,受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仓曾一度衰败。同治、光绪时期,湖南社仓因受到地方官府的重视而逐渐复苏。除湘西地区社仓未恢复外,其他地区社仓均取得程度不一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与官府的重视与扶植,对社仓的地理分布有重要影响。     

重庆经济发展与次中心城市培育

重庆在学习其他直辖市发展经验的同时,还应注意借鉴东部各省大力培育次中心城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次中心城市的培育对于重庆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重庆应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较合理、区位条件较好、发展环境较优的周边区市作为次中心城市进行大力培育,在培育过程中应注意改革户籍制度以加速人口向次中心城市集聚、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完善次中心城市功能、适当调整行政区划以提高次中心城市的管理效率。     

论四川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

剖析四川省教师教育发展现状,明确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对实施科教兴川战略,实现四川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的转变,促进四川社会、经济与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川省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的时空演变特征

为了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对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化特征的基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四川省独特的自然地质环境,运用计量地理学以及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1965—2015年期间四川省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与演化特征,结果表明：四川省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主要为集聚型;虽不均衡但有向平均分布发展的趋势;已演化成以环四川盆地的高密度分布多核区域和高密度分布片区带为主导、川西和川西南呈高密度片区带状分布的格局。研究还发现：四川省生态功能类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的重心迁移轨迹呈由东北向西南方向迁移趋势,逐渐接近四川省的几何中心。     

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模糊综合评价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省域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不同水平的地区分布呈现出偏态分布而非正态分布,按发展阶段排列呈金字塔型,全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整体水平不高;区位因素与经济综合实力较大程度地影响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水平;部分传统农业生产大省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较低,农业经济效益有较大提升空间。基于此,对相关省份加快发展农产品流通现代化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处于发展阶段的福建等5省应着力提高整体流通现代化水平,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疆等12省(区),应找准突破口,加强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与市场体系建设,而处于农产品流通节点的四川省应将将农产品流通业作为优先发展的行业。     

川南黔北名酒区的历史成因和特征考

川南黔北地区是今天中国白酒的最重要产区。川南黔北名酒区的形成是以这个地区内独特的自然、文化等资源背景为前提的。酒文化作为该地区重要特色文化,具有独特性、稳定性与多样性特征。这些特性的形成与该地区优良产酒自然条件、民间尚酒氛围、稳定宽松酒业政策和酿造科技密不可分。在历史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地区酒文化又受到外来文化、政策方面的影响得以强化。反过来,这个名酒地区的形成对川南黔北区域内建筑艺术、文化景观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也成为川南黔北地区传统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