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三大模式推动社会共治

2011年以来,南京市大力推广“淮安模式”、“建业模式”和“仙林模式”三大社会管理模式,推动社会共治。     

走向官民共治

2010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呈高位运行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于对热点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及其新特点表明。我国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下供应链质量协同特征与制度需求

本文聚焦于探讨社会共治体制下食品供应链质量协同与单一监管体制下的差异,并通过结果讨论提出相应的制度需求。在单一监管体制下,食品供应链主要采取三种方式来降低契约的不完备程度,一是建立可追溯体系,二是设计有效的组织形式,三是建立双边契约责任传递,由于对三者的协同缺乏需求,从而使各自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劣势无法得到有效弥补。在社会共治体制下,由于对三者的协同有迫切需求,因此,通过三者的协同形成混合治理,能够实现食品供应链质量的有效协同。具体而言,以纵向联合为代表的组织形式设计能降低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和协调成本,从而激励企业更主动地进行可追溯体系建设,而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又有助于促进企业进一步的纵向联合;可追溯体系和有效的组织形式设计能提升双边契约责任传递的可行性和威慑性,而双边契约责任传递又能激励企业进行可追溯体系建设和选择有效的组织形式设计。     

协同共治语境下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能力发展研究

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能力缺失问题凸显,表现为对基层社会文化价值的塑造引导滞后缺位、对基层社会心理干预疏导的能力不足、与多元主体沟通协调的隔离排斥、非权力形式的社会影响力隐身弱化。其原因主要是压力型体制抑制软治理能力的萌发、管控型思维制约软治理能力的发展、职能条块分割束缚软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治理需求错位加剧软治理能力的消减。基于此,提升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能力,要重构基层干部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沟通协调力,增强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的资源整合共享能力,增进基层干部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示范引导力,强化基层干部对民众心理的抚慰疏导力。     

社会共治下的食品企业失信经营问题三方演化博弈研究

针对食品企业失信经营的问题,借鉴日常活动理论,从机会、动机和控制方法三个方面,对企业失信经营进行了分析。在监管机构传统监管与共治监管两种方式下,基于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食品企业、消费者、监管机构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依据企业失信经营获利的大小,从博弈均衡上对食品企业失信经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运用Matlab对博弈模型进行了分析验证。通过对两种监管方式的效率和应用范围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处罚和赔偿可有效降低食品企业失信经营的动机;当企业失信经营动机较小时,传统监管方式即可有效威慑食品企业,从而使其选择诚信经营策略;当企业失信动机较大时,即便使用共治监管方式仍无法有效监管食品企业失信经营。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激活社区治理新活力——以银川市Y社区为例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是指在社区治理中,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通过组织引导、制度建设和活动开展等方式,推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形成多元主体的社区治理模式。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多元共治,激活社区治理新活力,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的焦点。文章以银川市Y社区为例,通过对Y社区实践工作的分析,总结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经验,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新版“限塑令”下基于社会共治的塑料污染源头治理问题研究

塑料污染源头治理问题是新版“限塑令”在政策落实的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社会共治理念,考虑政府、社会公众、塑料生产企业对塑料污染源头治理的影响,建立基于政府监管、企业转型生产、公众参与监督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不同情境下各参与方在塑料污染源头治理问题的演化均衡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各主体在塑料污染源头共同治理过程中的决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在新版“限塑令”实施后,受政府监管及社会公众监督的影响,不论从短期效果或长期效果来看,均会促使企业选择转型生产策略,有助于从源头切断塑料污染;较大的政府监管力度可有效约束企业违规生产行为,而当政府消极监管时,公众的监督举报可对企业生产行为进行有效约束;若政府提高对公众参与监督的经济激励,有助于提升公众参与塑料污染源头问题的社会共治水平。     

政府支持型自组织构建——基于深圳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案例研究

现有自组织构建研究强调外在权威不介入或尽量避免介入,但由于食品安全治理的复杂性,政府介入自组织构建不可避免,既有文献对政府介入下的自组织如何构建缺乏深入探讨。本文通过深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与会员企业从单一监管体制向社会共治模式转型的案例研究发现,外在权威介入下也可以成功构建自组织,构建过程包括获取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规则谈判和干中学4个关键环节。政府介入表现为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针对获取社会资本和干中学两个关键环节,政府需要"有所为"而进行直接支持;针对组织学习和规则谈判两个关键环节,政府则需要"有所不为"而进行间接支持。研究结果表明:治理意识和策略转型构成政府支持型自组织的构建前提,政府与自组织之间相互作用构成政府支持型自组织的构建逻辑。与政府不介入或尽量避免介入的自组织构建机制相比,政府支持型自组织是一种组织创新与风险管理平衡的构建机制。本文提出了一个介于Ostrom类型的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新型自组织构建理论框架,表明无论权威是否介入,自组织的构建均有可能取得成功。研究结论对社会性规制领域的自组织构建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价值。     

协同共治理念下的社区治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为例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共治理念与模式的指导下,疫情防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协同共治的模式是建立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之上的,在实际的社区治理中融合了共同协商、整体优化、多向互动、共同合作等具体要素.从理论层面来讲,协同共治理念既具有科学管理的工具理性主义价值,又厚植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价...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诚实守信般也叫做诚信,诚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道、齐家之要、治国之宝,也是中华民旅的传统美德之一,诚信素质是人最基本的素质,诚信道德是一切社会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从荀子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到苏轼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无不说明诚信是多么重要.离开了诚实,人就会言而无信;而言而无信,往往会践踏道德,漠视文明.     

变“管治”为“共治”:基层维稳惯性思维的矫正

近年来,基层维稳运行中的公众利益表达行为表现出了数量扩大、规模增加、行为激烈、诱发点多、涉及面广、对抗性强等特点。直接承担维稳重任的基层政府[本文主要指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两级政府机构]如何理性应对公众各种各样的诉求,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     

从数据治理到数据共治——以英国开放数据研究所为案例的质性研究

现有数据治理研究聚焦于企业内部单一主体,但数据开放背景下的多元化协同,使得原有治理方式需要向数据共治转变,而现有研究对于多主体数据共治的实现机理尚缺乏深入探索。本文基于数据治理理论,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英国开放数据研究所(ODI)进行分析,考察了数据开放背景下多主体协同的机理,提出了数据共治模型。研究发现,多主体数据共治遵从\"共治主体-共治框架-共治价值\"的实现路径。具体而言:首先,多主体之间的数据流通与积极协作是数据共治模式展开的重要前提,且主体的四种角色间存在良性循环机制;其次,共治框架是共治主体需要遵循的行动方案,由共治目标、共治关键、共治范围、共治支持四部分及其对应要素构成;最后,实现共治价值是数据共治的意义与必然结果,包括了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研究结果拓展了数据治理理论,对数据开放背景下的多主体数据共治具有较好的理论启示与实践指导意义。     

“划船者”和“掌舵人”各司其职 政府、社会“协同共治”的顺德景观

汪洋巩固大部制改革成效必须深化社会服务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大部制必须建设＂小政府＂,建设＂小政府＂必须建设＂大社会＂。政府要着力解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越位＂的问题,只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