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化”道路的理性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了千载 难逢的机遇。为此，我们采取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工业化道路。它的核心就是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 化；必须坚持科技创新； 必须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     

“新工业化”道路的理性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为此,我们采取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工业化道路.它的核心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必须坚持科技创新; 必须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论罗隆基与"第三条路线"

在20世纪40年代末,罗隆基的"第三条路线",既参酌了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又考量了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与"第三条道路"有别.这条路线在当时来说,具有其特点,不能因为实践的失败,而否认历史的价值.     

新合作主义：欧洲城市治理理念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治理理念在欧洲遇到了发展困境,在“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欧洲城市治理理念开始向新合作主义转型。本文从当代欧洲城市治理理念朝向新合作主义的流变为分析起点,剖析新合作主义城市治理理念的思想基础和运作程式,并对其运作过程中的优势和弊端加以评价以资我国城市治理的借鉴。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战略：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

本文阐述了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的经济转轨战略的演变。初期,经济转轨实施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战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转轨方案与俄罗斯的国情相悖,造成了经济的严重滑坡。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普里马科夫到普京,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向"第三条道路"靠拢。不过,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不是把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简单地"拿来",而是用俄罗斯的文化土壤进行重新培育。     

第三代新儒家向何处去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现代新儒学,经过薪火相传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第三代新儒家,这些人都有解放初期留学的经历,他们宣称,要迎接西方"后现代化"的挑战,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适应世界迅速变化的新形势,正确对待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的关系,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发展,使儒学真正走向世界。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近代儒学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闽台地区开始的实践型新儒学;另一条是他们继承前两代的理论型新儒学。     

反思"新批判主义"

新批判主义是邓晓芒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而提出的一种思想主张,其宗旨被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超越.论文从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与鲁迅的解读、对中国现实问题从而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及其探寻与建立独立个体人格三个方面进行了反思.新批判主义以西方文化和经验为参照系的基本立场偏离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当下中国国情,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现代性态度,不能说它完全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化全面而合理的建构.     

第三条道路:一种新的社会理念的兴起、实质及困境

“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始于20世纪初的旧语词。在20世纪末期,该话语再次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科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理念不仅试图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框架,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国家的政治实践。因此,对“第三条道路”理念进行梳理和分析是必要而又迫切的。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新文化史的兴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文化转向"是其显著的一个标志。历史学的这一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在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     

论新泉州模式——新泉州模式的内涵、阶段划分及理论研究的紧迫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理论界提出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泉州模式,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原来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被理论界提出的新温州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取代.实践证明,泉州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泉州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泉州模式的经济发展新路子,即新泉州模式.新泉州模式以品牌经济为突出特征,是一条集产业集群品牌化、县城特色经济品牌化、品牌国际化、经营规模化和资本运营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新路子.     

从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中国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的若干思考

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编写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经济学教材,必须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和批判。本文对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甚大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这是一个伪科学体系。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务之急,不是急于构造理论体系,而是脚踏实地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非科学的观点进行彻底的理论清算。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概念、范畴,一步一个脚印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后,才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遭遇"瘟神"

2003年初,我国遭遇了“非典”瘟疫的袭击。“非典”的爆发和扩散,既是对我国经济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也是对我国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霸权”地位的严峻挑战。我国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过剩经济时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提法,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鼓吹“比较优势论”等似是而非的观点和主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必须予以澄清和纠正。     

网络经济学视域中的“网络”——对网络经济学基石的透视

"网络"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很早就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并在一些学科的研究中形成具体考量网络的指标与核心范畴。在经济学的多个相关领域中,网络也被当作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但从经济学的特定视角——网络经济学的视域来界定网络范畴的文献并不多见。"网络"是架构网络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基石,因此,对网络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把它当作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层面上,而应当从网络经济学理论大厦基石的角度和理解网络经济的全部逻辑起点的维度,来深入挖掘网络的特性及其蕴含的网络经济学原理。     

"范式"理论与经济学方法论——兼议经济学"范式"创新的现实意义

库恩范式理论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时,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时,必须克服西方经济学范式的缺陷。     

破解当代理论经济学"两大难题"

工资和资金收入是反映生产关系的范畴 ,它们的性质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改变。藉此 ,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相适应 ,我们也需要对解释工资和资金收入性质的理论进行创新。只有创新理论 ,才能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工资是劳动的价格 ,是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 ;资金收入是劳动创造的 ,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     

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

运用"历史-伦理"方法,揭示制度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化,把理论、历史与政策融于一体的研究框架是熊彼特曾称之为"施穆勒纲领"的主要内容.施穆勒纲领经过新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韦伯、斯皮索夫等人发展后,对熊彼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它也对美国老制度学派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演化经济学最重要的两个流派,新熊彼特学派和美国老制度学派在德国历史学派中有其起源.施穆勒纲领虽然是一种朴素的和直觉上契合了现代宇宙观的原始形态的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但它却强调了现代演化经济学发展中所忽视的伦理要素和欠发达经济等问题,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如何减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排斥已经成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因此,重新认识作为演化经济学先驱思想的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仿真叙事":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去现实主义化"——一个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关键词在中国的话语个案

在中国后新时期批评话语中,受鲍德里亚超美学关键词"仿真"术语影响而产生的"仿真叙事"概念影响甚广.与"仿真"在西方语境中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功能不同,汉语批评语境中"仿真叙事"术语的基本目标与功能在于"去现实主义化",即解构"现实"、"本质"和"真实"等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基本观念.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话语个案,"仿真叙事"这个术语呈现了中国当代语境与西方后现代文论在文化交往和诗学对话过程中流传、模仿、挪用与重构等复杂的话语关系.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山东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亮点"战略系列研究之民营经济篇

民营经济发展迟缓一直是山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2002年,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山东经济发展的“亮点”之一,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实现山东经济发展新跨越的重大举措。大力培植和发展民营经济,对于山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山东经济要实现     

经济学实验的方法论支撑:超越"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实验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常规手段.在其历史上,面对来自各种角度的怀疑,实验经济学的先驱们往往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其合法性进行辩护.本文从经济学的哲学传统中探寻实验方法为经济学所接受的必然性,认为实验方法承继了逻辑实证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两种传统,在寻找真实的假设的同时检验着理论的预测.特别地,实验克服了计量方法引入所留下的"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的缺陷,使得经济学理论与实验之间的真正互动成为可能,从而在实验过程中找到了研究的合法性.不过,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中的实验研究最终必须回到文化价值与意义上来,从我们对人类行为的某种事先的"猜测"和把握中寻找其前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