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与明末江南文化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崛起,江南成为党争的重镇。江南士人结社风气盛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复社。复社诸多名士积极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交往,使党争文化、结社文化与歌妓文化充分融合。他们的政治豪情、名士才情与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江南文化。作为东林后裔,侯方域兼有济世壮志与名士风度,又雅好声伎,其个性气质与明末江南文化非常契合。江南文化的熏陶使侯方域成长为明末文人的代表,他在江南的活动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出世与入世的统一——梁漱溟宗教观辨析

在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的研究中,人们常常用“以道德代宗教”来概括他的宗教观.然而,从梁漱溟的思想历程来看,其宗教观远非如此简单.出世情怀与入世精神,始终是他内心世界矛盾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从现实着眼,他创立新儒学,旨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求文化出路,“以道德代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路径；在内心世界,他却一生钟情于佛学,并认为在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将是佛家圆满出世法的复兴.对此,需要结合他的整个文化理论及其人文关切作全面的理解.     

吴文化对刘禹锡情性与诗歌的塑造

刘禹锡是吴文化塑造的一个重要个例。他的一生与吴地密切相关,吴地生活是其生命旅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具有刻骨铭心的影响,其个性、才华、思想都打上了深刻的吴地烙印。吴地的山水人文塑造了刘禹锡热爱自然、崇尚雅趣的文化性格,铸造了他偏爱南朝名士与诗人诗风的情感与趣尚。而刘禹锡牢靠的吴地文化自觉,也规范了他的诗美取向、题材撷取,形成了宏放而清绮的诗风。他在诗歌理论上提出的"境生于象外"的著名诗学命题,成为中国诗美学的意境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过渡环节。     

中国佛学精神嬗变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中国佛学关于入世之中追求出世的精神内涵对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源于西方文化的专业社会工作在本土化历程中同样面临着佛学当初进入中国的处境。佛学十分注意外来文化本土环境适应的重要性,其一方面注重依附统治阶级和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不断地改造自己并努力调和与儒道学说的关系,极力证明佛学与儒道学说在根本宗旨上的一致性,直至真正融入中国本土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本土化可以从佛学的中国式成功嬗变和精神内涵改造经验得到很好的启示。     

“执著入世”与“飘然归隐”的奇妙组合体——李白受儒、道思想影响之微探

李白的一生是"执著入世"和"飘然归隐"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奇妙组合。儒、道文化精神造就了李白独特的个性与对人生的追求。一方面,他骨子里充满积极进取的儒家入世思想;另一方面,他深受道家出世思想影响,陶醉于自然、极端张扬自我个性。     

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王戎玄儒兼治研究

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其实很少受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玄学影响,他秉承山涛入世的名士人格理想,代表了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情况。他怀儒家入世的精神而不婴事务,奉道家俭约的宗旨又广聚钱财,以其人格的二重性说明了士大大兼治玄儒的思想困境,影响了西晋时期知识分子“士无特操”的文化品格。     

距离近了,便没有了英雄和美人

李敖一生倨傲,有才情却屡屡不得志,一生艳遇不断,阅美女无数。他与胡茵梦一个是在文化界呼风唤雨、才气横溢的作家,自命的超人、情圣;一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     

试论张恨水的名士才情与市民趣味

本文重点探视张恨水世界的文化构成中的“名士才情”和“市民趣味”，寻绎它们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在张恨水世界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和特征，并开掘它们与读者阅读期待的内在关联，进而对其文化价值作出历史的评判。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盛唐气象”的分解

＂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坛的两大诗派和两大诗人密切相关,是盛唐诗歌的主旋律。＂盛唐气象＂在李白的诗歌中,是以名士气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杜甫的诗歌中,则是以儒生气象的形式表现的。同时,＂盛唐气象＂还表现为山水田园诗中的隐士气象和边塞诗中的英雄气象。     

南宋僧人释居简的辞赋创作

释居简是南宋著名的僧人,工诗书,流传下来的诗文十分丰富.他坚持操守、品行高洁,而且关注社会人情,爱憎分明.他从儒道中汲取养料,为佛学在南宋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从释居简所创作的辞赋中,可以管窥其文学成就与思想品格,更好地对其进行了解和评介.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南宋僧人释居简的辞赋创作

释居简是南宋著名的僧人,工诗书,流传下来的诗文十分丰富。他坚持操守、品行高洁,而且关注社会人情,爱憎分明。他从儒道中汲取养料,为佛学在南宋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从释居简所创作的辞赋中,可以管窥其文学成就与思想品格,更好地对其进行了解和评介。     

从哲学的层面看玄言诗

玄言诗的发展过程与玄学的发展过程具有一种基本同步关系。玄言诗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玄言诗以东晋孙、许、谢(安)、王(胡之)等人的诗作为代表,与向、郭玄学的理趣相为表里;广义玄言诗分别指东晋前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趣相一致的嵇、阮的诗作和义熙后超越向、郭玄学并渗入佛学思辨理趣的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作。     

论国家干预背景下教育平等理念与实现途径的转型

欧阳修一生对佛、道二教并非一视同仁,他早年即有远佛亲道的倾向,晚年亲道态度更加明显,这从他的诗文与言行中可以发现。欧阳修一直没有解决"神仙有无"这一令他困惑终生的道教问题,却因始终相信"有道",而且越来越认识到道教求仙的生活胜过名教求富贵功名的生活,以至于晚年出儒入道。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民国时期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

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向来没有被作为民国时期朱子研究的主要观点而予以讨论。这与他思想后期鲜明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不无关系。但通过对李石岑朱子学研究的重新梳理,可以在他完整的朱子学论述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价值,如他对程朱思想的禅宗溯源、对宋儒思想实质的判断、坚持朱熹“理气一元论”的主张、以禅宗“五位法”解释程朱思想、以人生哲学为角度思考朱熹思想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独到的创见,也对现代朱子学研究有许多启发意义。     

论谢灵运诗文的儒学意蕴

谢灵运的创作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谢灵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时时可见儒学思想的牵绊。在门阀世家出身的谢灵运身上可以看到传统文人的那种儒学人格,在其诗文作品中时时可见儒家的经文典故,而儒家的情性观、山水观更是支撑起了其诗文独特的审美意境。具备儒学人格的他精通儒家经典,诗文隶事用典和山水意象的选用也都浸透着儒学色彩,而儒学情性观和山水观更是与其诗文审美意境的建构联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