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驻外使节与晚清侨务政策

互派常驻使节本是近代国与国交往中的正常现象。但是 ,1876年以前 (尤其是鸦片战争前 ) ,清政府在中外关系上奉行所谓天朝体制 ,这与建立在近代国际观念基础上的互派常驻使节制度格格不入。19世纪中叶以后 ,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一次次无情地打击下 ,昔日天朝上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已日趋瓦解 ,清政府不得不重新选择一种新的外交制度。历经艰难曲折 ,伴随着屈辱和痛苦 ,到 19世纪 70年代中叶 ,中外关系终于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1877年 1月 ,清廷第一个驻外使馆在英国伦敦创设 ,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试论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与变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晚清传驻外使节制度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晚清政府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曲折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顺应时局的变革.     

试论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与变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晚清传驻外使节制度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晚清政府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曲折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顺应时局的变革。     

中国首次对西方外交冲击的制度反应--1842-1860年间清政府对西方外交体制的形成、性质和评价

"五口通商大臣体制"的形成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西方冲击的首次制度性反应.这一体制的形成经历了战时钦差时期、两头体制和两广或两江总督兼职三个阶段.这一体制在形式上虽然有所创新,但性质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在应付鸦片战争之后新的国际形势时,五口通商大臣体制收效甚微,因此这一体制在中国近代制度发展史中,是制度转型的一次尝试.     

晚清驻外领事商务报告制度研究

领事商务报告是驻外领事定期向本国政府发回的有关驻在国的通商贸易情报,该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晚清政府参照西方领事制度向海外派出了领事,但由于晚清外交的特殊性,对驻外领事的经济调查功能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才开始注重驻外使馆、领事馆的商务报告制度建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领事商务报告制度。     

试论广州钦差大臣制度的形成及其终结

<正> 广州钦差大臣制度在1844年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清政府“置外务处理远离京师”的传统政策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应用和延伸.面对西方炮舰政策的压力,清朝统治者尚未能有意识地运用国际政治生活规范来处理对外事务.正因为如此,这种体制其试验阶段就呈现了许多局限性,难以适应中外关系日益尖锐复杂的新局面.故在其实施十五年之后,清政府就不得不明令裁撤,代之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而,让两广总督例兼钦差大臣头衔,主持全国五大通商口岸的对外事务,特别是授之以在特殊情况下具有“便宜行事”这种近似于西方全权代表的权力,在客观上表明清朝统治者已改变了将西方国家视若朝贡国的一贯看法,从而在对传统外交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了通往近代外交体制的第一步.     

论晚清驻外使馆的设立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缺乏近代外交意识,以传统的世界等级秩序观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一统无外,万邦来朝”。中国从无派遣外交代表常驻异邦的惯例。但随着西力东渐,外国使节常驻北京,中国不愿打开的国门再也无法关闭,被迫因应时势,逐渐改变闭关政策。1875年,清廷首派郭嵩焘为驻英公使,并于1877年在伦敦建立起中国于域外的第一座常驻使馆。嗣后,首批驻外使馆在美国、秘鲁、西班牙、日本、法国、德国及俄国等地纷纷建立。中国开始步入世界,以缓慢适应日趋繁芜的近代国际政治关系。一些论者对清廷遣使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半殖民地化的标志,是列强对清廷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更多学者则不予置评,不作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爱国主义意识

晚清早期驻外公使郭嵩焘、何如璋、陈兰彬、刘锡鸿、曾纪泽、刘瑞芳、薛福成、黎庶昌等人,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者,也是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键时刻登上外交舞台,在爱国主义意识的激发下,做了大量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作。与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质相适应,其爱国主义意识主要表现在折冲樽俎的外交领域。一、创设驻外领事馆,保护侨胞权益创设驻外使领馆是与保护侨胞权益紧紧连在一起的。以１８７７年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伦敦创办第一个常驻外使馆为肇始,清廷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次第设立了使…     

一部民国外交人事制度研究的力作——评岳谦厚教授新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外交,对于一国之发展,特别是对于该国国际交往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交官、外交使节或外交代表,即代表国家或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官员,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途径和媒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以郭蒿焘、曾纪泽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近代外交官。民国创立之后,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民初北京政府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民国外交虽起伏动荡、时浮时沉,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尤其是外交人事体制及其发展演变,对于认识现当代国际外交战略格局以及深化我国外交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晚清报刊外交舆论的现代政治意蕴——以《外交报》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民间外交报刊,《外交报》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思想.该报吸收了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先进理论,在国内首倡“国民外交”,坚持新型国家权利观,积极关注领海、领水主权,基于国际法的视角评价中国外交,倡导文明排外.该报还将均势外交等作为晚清政府地缘外交的重要策略.《外交报》依靠大众传媒的优势,传播现代外交观念,形成民间外交舆论,对于启发民智,推动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国际观的确立

近代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开始受到挑战和冲击,新型的国际观念在中国开始确立.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群体用《春秋》比附公法,为人们接受新型的国际观念架起桥梁;他们积极地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的国际知识和外交观念,使传统的华夷观念彻底崩溃;他们还深刻反思义和团运动中有背国际公法和盲目排外的危害之处,致力于国际法的译介和传播,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为近代中国新型国际观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条约内容看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朝鲜作为日本推进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首当其冲,而20世纪初日英同盟条约的缔结及其修订成为日本侵略朝鲜,最终实现其保护国化的主要国际支柱,如何理解日英同盟在日本近代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是理解近代日本外交的一把钥匙。本文着重从三次同盟条约内容及其交涉过程的角度,并结合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理解日本近代外交的特点,以及冷战以来日美同盟条约内容逐步修订对朝鲜的影响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代英国公司制度的起源

公司制度兴起于近代英国并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探讨近代英国公司制度起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还不够,而国外学者的研究启动早、成果多,并形成了"进化派"与"继受派"等不同观点.只有坚持唯物史观,近代英国公司制度的起源问题才能够得到科学理解和正确把握.近代英国公司制度在形式上是法律制度,公司是法人;在本质内容上则是经济制度,公司就是财产.这是两种研究视角,也是两条实际的历史线索,它们在近代以前是分头并进的.到了 16世纪,公司法人与公司财产开始合二为一,近代英国公司制度由此起源.     

试析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的成因

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 ,其近代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究其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 ,是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西方思想观念和曾国藩、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等客观因素 ,以及曾纪泽的个人素质、经历与所受教育等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林则徐外交思想的形成与特点

本文认为，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方情况。尤其是《澳门新闻纸》和《国际法》，为其摆脱传统夷夏旧观念的束缚，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思想产生了巨大作用。林则徐自觉运用国际公认的法律和准则，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使“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具有了新的内容，并敏锐地觉察到贸易与外交的密切关系。这些特点，决定了他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观念和政策在面向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历程中的第一步，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试析晚清外交礼制的困境

我国传统外交礼仪制度在晚清时期第一次真正遭遇到了外来力量的冲击,在外力作用下,被动地与国际外交礼仪接轨.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主要表现为:一、外国使臣觐见清帝时的跪拜之礼不能坚持;二、由于对国际外交礼仪缺乏必要的了解,使得我国晚清外交使臣在国际交往中遭遇了一些尴尬;三、我国外交使臣兼顾两种身份引起一些外交礼节上的冲突;另外.夫人外交也为当时国人所不能接受.     

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     

中国的国际政治文明观与中国政治文明的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崛起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除了贸易与投资的新兴变量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第三世界的代表这些传统优势,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贡献应该在此基础上超越以往的外交观和国际观.面临失衡和失范的世界,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全球化等种种挑战,国际社会呼吁新的秩序观、文明观.十六大报告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这"四化"作为新时期我国的外交主张与国家意志,这构成了中国国际文明观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文明观及国内政治文明建设也有个如何国际化的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如何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好接受中国的外交内政理念与国际形象,需要以政治文明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的公共外交体系问题,探讨如何塑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以更好地服务于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中国崛起的软国力建设.本文试图在这两方面有所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现代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启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惨重灾难的同时,也孕育、萌生了国际社会文明互动的曙光,它从多方面推动了国际社会的民主历程在战后的全面启动,主要表现为:民主、平等精神在战后的普及;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扩展;国际制度的发展;强权政治的式微和和平民主力量的崛起;多元国际社会的初步形成等.这些趋势的出现和巩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与国际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