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隆礼"思想的深层透视

荀子从人性本恶和社会历史方面追溯"礼"的起源,综合了儒法两家的学说,形成了礼法结合、礼本刑用的思想.荀子的"隆礼"思想赋予了"礼"以形而上的根据,拓展了"礼"的功能,并对"礼"进行了内在寻根式的阐释,丰富了"礼"的人文内涵与实践意义,深化了儒家"礼"的理性精神和实用品格,对中国文化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影响深远.     

西汉礼学论略

经由先秦时期对礼的探讨和理论阐发,至西汉之世,随着统治者由对"无为而治"黄老之术的偏爱转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取向,以及与此时势相应思想界由黄老之学向儒家经典转向的张扬,礼学思想因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政治和思想交互作用取向下应运而兴.在此思潮之下,三礼之学规模粗具,各有传人,各具致思,且颇与政治、世运相起伏.虽其未能大行于世,然已俨然参与到寻求社会治乱之列.尤可注意者,司马迁、班固对礼学演进所作的梳理和总结,开启了礼学学术史的门径,且成为此后历代所遵循的一种范式.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北宋神宗朝熙宁时期的礼文建设考论

北宋神宗朝元丰时期,是宋代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段,而在此之前的熙宁时期,也有编修《南郊式》,讨论太庙始祖及其地位等郊祀礼文方面的议论或施设。《南郊式》作为"敕令格式"之一种,其性质介于法令和礼典,具有可操作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其编纂为后来的礼文变革提供了基础。变革的整体思路既包含"回复三代制度"的理想,同时也从政治实践出发,综合考虑历代沿革与现实可操作性,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论礼的文化本性及其先验本性--以孟子的礼学观为中心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古代氏族社会各种礼的温情依然残留着,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在一定层面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尽管孟子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是"仁",但他依据孔子以"仁"释"礼"的思路,对"仁"进行了理论抽象,不仅把"仁"看作是礼的内涵,而且进一步论证了礼乐制度所体现的仁义礼智,是一种先验的道德理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规定。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孔子思想中的"礼"与"兵"

"仁"与"礼"是孔子治理社会的终极目标,孔子在大讲仁义礼智的同时,也主张国家有适当的"武备",以"兵"来捍卫"礼".以礼为目标,孔子重视军事,但不好战,主张珍惜民力、严肃对待战争.因此他的军事思想处处彰显了"礼"的影子.孔子的这种"礼""兵"并行的思想对我国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凌廷堪“慎独格物说”的礼学诠释

凌廷堪从礼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家的"慎独"、"格物"等重要思想.凌廷堪将"慎独"解释为内心之德或者是外心之德,它的指向都与礼学息息相关;将"格物"解释为"格礼",则是从礼学的实践层而来解渎"格物"的.所渭的"慎独"、"格物",实际上就是礼学,这为乾嘉之际的经典诠释提供了新的解释形态.     

《礼记》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与礼仪

儒家以“孝”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是来自于人类关于“天人合一”的认知及其深化,来自于人类认识自然对人生存的意义,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意义.“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孔子将人类行为的起点归结为“孝”,其实就为人类寻找到了自身的生存依据,也为社会行为个体处世修行寻找到了重要依据,将“孝”与“礼仪”相结合,以“礼”为载体,用“礼”的外在形式来体现“孝”的思想内容,这不仅符合人自身的生长需要,更反映出儒家教化成人的基本特点.     

论《礼记》丧祭之礼的人文意蕴

丧祭之礼是古代华夏之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礼学思想所关照的核心问题之一.<礼记>在对丧祭之礼的阐释中贯穿了精湛的学术思想,弘扬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儒家认为丧祭之礼应注重情感因素而不必过分看重礼仪形式和礼品的丰厚;强丧祭之礼具有弘扬美善道德之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最深切关怀.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神话与仪式:先秦儒家祭祀礼的原始意蕴

"礼"从本质上讲是在神话思维影响下宗教仪式的变形再现,是尘界与灵界交流的主要方式。先秦儒家作为"礼"的继承者、倡导者和整合者,其体察的"礼"有诸多内容,其中最能表现"礼"之意涵并展现儒家之积极作用的是"祭祀礼"。祭祀礼完整展现了"礼"沟通"圣"与"俗"的意义,并通过对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的仪式表达阐释了"礼"所蕴含的一种原始意蕴。     

“独尊儒术”与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大事,本文从传播的角度,指出这一事件使儒学传播形态产生了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从自由化向权力化转变,其二是儒家文本从知识化向经学化转变,其三是儒家创始人从常人向圣人转变.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不仅对中国思想史,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文章通过对"儒学热"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儒学在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道德修养,以避免因个人品行问题使儒学蒙羞。     

"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老子《道德经》中“礼”之探微——兼及早期周孔之礼比较

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老子针对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而提出的反对意见。随着对老子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出土文献的开掘,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合理地界定老子之＂礼＂、周公之＂礼＂和孔子之＂礼＂三者各自所指范畴,不难得出结论：老子的思想是针对周公之＂礼＂提出的。老子和孔子对＂礼＂范畴的界定并非指向同一层面,但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对周礼进行了批判性改造。     

"诗言志"与"功成作乐"

诗是周代乐制中乐的表现形态,属于乐的范畴,故所谓先秦诗论都是乐论."诗言志"原本是西周礼乐理论形态中乐论的一个命题,是"功成作乐"的乐学观在"论乐及诗"时的不同表述."功成作乐"表现的是乐以功德为价值取向,"乐以道志"即乐以功德为表现内涵."诗言志"即"乐以道志",与"功成作乐"的核心内涵一致.作乐以功德为基础,故诗也以歌功颂德为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决定着诗只能言"志".言"志"于主体来说,表现为美、刺两个方面,即对功德的歌颂和对违德的讽刺,以保证和维护功德的实现.孔子的诗论,包括他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王者迹息而诗亡",还有<毛诗序>亦都是从"功成作乐"的理论发展而来的.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的经学底色与礼治指归

《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对中国学术史的考察、反思、提炼而成的大纲,作者精择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门类之典范,以儒家经典为主线贯穿始终,吸纳老庄、《史》《汉》,以及诗文诸家,将孔门四科说与姚鼐三分说对接,融为一脉,昭示了以经学为底色的学术蕲向。作者表彰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考究历代礼制之成就,赞美顾炎武以礼移风易俗之理念,凸显了作者推崇的“修齐治平,一秉于礼”礼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