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洪恩和他的土家族哲学研究

萧洪恩教授是1986年投身土家族哲学研究的。20多年来,他历尽艰辛在土家族哲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9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0万字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一书,使土家族哲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甚至完全可以说,萧洪恩已经成为土家族哲学研究的第一人。在今天,土家族研究面临着提升学理水平、推动土家族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协作攻关等艰巨任务,萧洪恩正在努力着。     

土家人精神生活与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土家族哲学通史》的追求、特色与方法

萧洪恩著《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土家族哲学通史著作,体现了一位土家族学者对本民族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的探索,具有自己的特色与方法。这部著作的问世,不仅对于土家族的精神生活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有着普遍的意义。     

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严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是从选题到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并且显示一种哲学发展的人类学意义。该书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宏观背景,从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切入,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土家族哲学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前沿性特点。该书特别重视研究民族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雾笼千嶂晓,梦醒一鹃啼”——评萧洪恩先生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如何在史料的发掘、方法的厘正、观点的提炼等方面有所创新,萧洪恩先生的《土家族哲学通史》即在这方面做了卓越的探索。本文从学术积累、学术信念、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了分析、评价与推介。     

珞珈中国哲学传统与《土家族哲学通史》的研究与写作

萧洪恩教授的《土家族哲学通史》自2009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蓬勃大气地揭示了一个内陆腹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变迁的灵动历程,向世人生动地展现了土家族特有的世界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倾注了一个土家族学者对于自己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挚爱之情。这部著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创新及其多层面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均值得重视与借鉴。     

《土家族哲学通史》简介

由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萧洪恩教授独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近80万字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于2009年6月面世。2009年7月20日晚,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举行了由人民出版社、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共同举办的《土家族哲学通史》首发式。首发式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徐静主持,学会理事长王天玺,副理事长史金波、伍雄武及部分会员出席。     

萧萐父先生的早期启蒙说——以《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为中心

萧萐父先生早期启蒙说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这一问题逻辑地蕴涵了四个层次的追问:第一,什么是"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二,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第三,如果有,它"是什么"?第四,"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萧先生的启蒙论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他的回答对于我们思考"文化现代化"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萧绎的自我疗救与思想超越——以《金楼子》为中心

萧绎一生备受疾病困扰,不仅患有眼疾、疥疮等生理疾病,还有心气疾等精神疾病。从医疗文学的视角来看,萧绎的自我疗救努力及情感体验是《金楼子》的核心内容之一,超越疾患与追求不朽是《金楼子》的重要主题。书中不仅记录了他通过诸种方式尤其读书、著书等进行疾病控制和自我治疗的艰难历程,也反映了他精神自疗与思想超越的挣扎与失落。对这一论题进行深入探讨,或可对萧绎其人其事做出全新解读,对于中古医疗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佛学、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从《成唯识论》哲学联想的几个问题

现代学术范畴中的佛教哲学不能全等于佛学。《成唯识论》是中、印佛教哲学的代表性文本。由此表明《成唯识论》哲学一是普遍意义上的佛教哲学,另一则是中国哲学史范畴下的中国佛教哲学。这两个领域之间也有交叉。迄今为止的汉语佛教研究还缺乏真正的佛教哲学研究,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缺失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层危机。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以汉代哲学研究为例

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根据对“哲学”的界说来确定史料的。但是,它所理解的“哲学”其实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而概念思辨恰恰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依据这种理解,难免会忽视或遗弃某些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料,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我们从傅斯年对胡适的质疑,以及冯友兰、张岱年所遇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以往对汉代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以及载体形态上的特色,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我们拓展在史料方面的视野、重估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都具有启示意义,因而比较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宗白华关于“律历哲学”的设想,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意旨、方法与本体认识:民族史书写中的中华民族意识——以20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通史撰述为中心

20世纪前半叶民族史书写的几类主要范式虽然在时代背景、指导思想、民族史观、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显示出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经新史学话语体系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转变的学科史特征,但在撰述意旨、结撰方法和民族史本体认识等方面却都体现出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本文以20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通史撰述为中心,探讨知识分子在民族史书写过程中表现出的中华民族意识,挖掘其对当今中国民族史书写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关于跨世纪哲学史专业教育的辩证思考——兼论《西方哲学史》课程建设的几点体会

哲学专业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哲学史教育。在人类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哲学史专业教育应特别注重历史性与政治性、知识性与能力培养、“古典”性与未来发展、思想性与国情现实、文化性与科学性等五方面的辩证结合。这样做，既是时代发展必然而迫切的要求，又对历史教育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文学史书写新范式的诞生——肖鹏《宋词通史》的学术转型意义

肖鹏新著《宋词通史》,实现了文学史书写方法的重大转型和突破。在体例结构上,他把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式的线性体例结构转换为断面粘连、点线面交织的立体网络结构;在文学史观念上,把选择过滤性史观改换为全景呈现式史观;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多元交叉,其叙述话语则是学理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不过,书中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有所不足,对词人的评价也有失偏颇。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方法的最好诠释的话，那么，他的新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的方法的成功尝试。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哲学思维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读后

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不仅要立足于民族的特殊性,与不同民族的特殊文化和具体实践相融通;同时,哲学又需要具备关注全人类命运的类意识,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以其特有的反思、批判与前见魅力惠及全人类的事业,这是一个民族的哲学思维趋于成熟的标志。因此,哲学的致思维度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论翻译中的知识素养问题——以“西方哲学史古希腊哲学译文”为例

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与菲泽(James Fieser)合著的<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是英语世界著名的大学本科教材,优点颇多.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第七版)中译本.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将原著影印出版.对照阅读读之下,笔者发现中译本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因此特以第一部分"古希腊哲学'为例加以辨析和探讨,以促进翻译批评,提高翻译出版质量.     

论孙频历史书写的叙事调整——以《以鸟兽之名》等为考察中心

孙频是个不断寻求创作变法的作家。以《我看过草叶葳蕤》《松林夜宴图》等为界石,孙频有意识地走出了自我内心的封闭空间,以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共振展现历史对人的型塑乃至围困,相比于早期的《疼》《盐》《裂》,此一阶段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宏阔的气象。而在近期发表的《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等中篇小说中,孙频再一次调整了其介入历史的姿势,历史叩访主体逐渐清晰地凸显为个体之“我”,而“我”向空间化历史的叩访更呈现出反思历史和探究现实出路的双重意义。与此同时,在普遍滞重的当下历史书写中,孙频实践着走向轻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