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

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发展,延续至今。论题概括了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其确立依据,阐述了其主要表现和司法价值,指出了其对当前刑事司法的启示意义。     

魏征的民本主义执法思想及其损益利用

作为被后人誉为"千秋金鉴"的著名谏臣魏征,辅佐唐太宗成就了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其"慎刑恤典、力戒任刑"的民本主义执法思想对唐代"法良政善"的贞观盛世局面之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而且对现阶段我国行政、刑狱等法制建构与完善具有重要镜鉴价值。     

传统激活与现代观照——“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专题研讨综述

“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研讨会主要围绕“中国传统刑事法律文化”做了六个方面的研讨。第一,关于中国传统刑法法律理念的研究,例如“仁善”、“无讼”、“慎刑”、“慎杀”等;第二,关于中国传统刑法的渊源、规范构成与法典编纂的研究,例如“礼刑关系”、“律例关系”、“例分八字”等;第三,关于中国传统刑法定罪量刑原则的研究,例如“原心定罪”、“原情定罪”等;第四,关于中国传统刑罚及特定罪刑的研究,例如“宫刑”、“流放”、“人相食”等;第五,关于中国传统刑事侦查与审判的研究,例如“司法职业化”、“春秋决狱”等;第六,关于中国传统刑法近代化的研究,例如“刑事责任年龄”、“伤害尊亲属罪”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谐观念的反思

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观念,它具体化为慎刑思想、无讼价值观和情理法特征。小农经济、宗法社会是这种观念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传统法律文化的和谐观念具有合理精神,同时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法律文化和谐观念应当实现从民本到人本、从一元静止到多元运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试论中国神权法思想的源起、发展与演变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始于夏商两朝所宣扬的的神权法思想以及西周时期周公旦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历史发展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派和众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中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先富后教、德刑结合,反对轻罪重罚、族刑诛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有较大贡献。神权法思想也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所倡导的重民轻神的主张,发展到汉朝时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和实施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使得神权法思想为随后形成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长期起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精神支柱作用。     

“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

商鞅在历史上是一位被深度误读的人物.对商鞅的核心思想与价值取向不可单纯以“刻薄寡恩”、“轻罪重罚”、“利出一孔”来综括,“比德于殷周”、“移风易俗”、“男女有别”、“以刑去刑”也是商鞅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之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商鞅所言“去刑”,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使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去刑”的涵义为“明刑”,韩非称之为“明法”.     

《论语》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与传统法律文化

《论语》中蕴含着个体尊重、和谐相处、终极关怀等人文关怀思想,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古人设计了有条件的刑讯制度、慎狱恤刑制度、职官管理制度、监察制度等具有一定人文色彩的法律制度,并确立了“德主刑辅”的德治观、“无讼”的法律价值观等等,表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与《论语》人文关怀思想的契合,也展现了传统法律文化人文精神的一面。     

慎刑——刑罚的时代精神——评包雯教授著《21世纪刑罚价值取向研究》

慎刑作为21世纪刑罚的价值取向符合时代精神,慎刑是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取向。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新时代,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是新时代的主题。沿着慎刑价值取向的思路,在刑罚适用上应当采取刑罚慎重适用和刑罚适度适用原则。倡导刑罚功能实现三个转变:惩罚功能向恢复性功能转变;矫正功能向宽容性功能转变;威慑功能向警性功能转变,使刑罚朝着文明、人道、人权,又不失威严的方向发展。     

从《冥报记》看初唐"依律慎刑"思想

初唐志怪小说集《冥报记》的主旨为"因果报应",但其冥判故事却与初唐"依律慎刑"思想丝丝入扣.考作者唐临仕宦生涯大半在司法机关.初唐司法意识提高,司法机构加强,"依律慎刑"思想得到贯彻,唐临便是这一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初唐"依律慎刑"思想有其深刻基础.隋朝"宪章遐弃"遂至于亡",唐初"以为殷鉴",树立"依律慎行"观念,且贯彻于司法实践,统治者率先垂范,深得人心.     

黄老学的“德”、“刑”二柄思想

以道家思想为基本内核的黄老学积极参与政治治理,以顺守天道为核心,主张治国用“德”、“刑”二柄。“德”为万物成长的内在基础,决定着万物的盛衰,是从天道到人道的延伸,表现为国家治理的德政基调;“刑”类似于法,是规劝和引导民众并在必要的时候施以惩戒。“德”“刑”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尊卑、主辅关系,而是阴阳四时自然之道的人间延伸。     

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是由其伦理法哲学所决定,并为其伦理政治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德刑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司法哲学基本上可以归诸其伦理政治哲学应用之范畴。从明德慎刑到德主刑辅,从德本刑用到明刑弼教,都是在政治统摄司法的条件下,而成为其时之司法哲学的。由此所衍生的亲亲容隐、恤刑慎罚、振冤恤滞、则天重伦等具体制度,既是伦理司法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政治的通达渠道。鉴于其伦理政治的固有价值取向,反暴政、反酷刑、重人伦、尚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的主流价值。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积极因素当为人民司法的现代转型有所汲取和借鉴。     

“刑不上大夫”之“刑”为“肉刑”说补证

我们曾在《“刑不上大夫”的真谛何在?》一文中提出“刑不上大夫”之“刑”为肉刑(不包括死刑)说。年来读史,偶有所得辄记之,因成《补证》一篇,益坚前说。 《晏子春秋·杂下》说:“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管子·中匡》说:“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罪)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据此可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基本上分为三等,即死罪、刑罪、罚金。其中死罪最重,罚金为轻,刑罪介乎二者其间。这个轻于死、重于罚的刑罪当指损害肢体的肉刑,此其证一。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商鞅“法治”思想的形成与内容剖析

商鞅＂法治＂思想内涵丰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是历史时代和生活经历影响的结果;其提倡＂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秦国富国强兵、称王称霸,直接目的在于使＂权制独断于君＂;人君（生）而有好恶、明君治国不可须臾忘于法分别是其提出＂法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和法理基础;赏刑理论是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商鞅在＂赏＂上强调用赏明赏壹赏,在＂刑＂上强调任刑重刑壹刑,赏刑并用,重刑为主。     

清代“顶凶”现象成因研究——以王树汶冤案为中心

“顶凶”是传统代刑行为的异化。王树汶冤案是清代一则典型的顶凶案例。从此例冤案来看，司法腐败不是清代“顶凶”行为泛滥的根源。官吏分途下对于吏的生存、发展权的漠视，对强盗案司法效率的过度要求，将政治稳定置于个案正义之上以及司法官与士人在报应理念下对道德正义的追求，共同导致了“顶凶”冤案的发生以及覆审翻案的艰难。尤其是对道德正义的追求，使顶凶行为具备了理论“正当性”,更是“顶凶”冤案长期存在的法文化根基，也因之成为冤案预防与纠正的难中之难。治理“顶凶”行为，预防与纠正冤案，必须在保障司法官吏的生存权、发展权基础上，尊重司法程序客观规律，协调法律正义与政治需求、社会道德标准的关系。     

孔子“德刑”之辨探微

孔子鉴三代政治功过 ,察列国掌运优劣 ,慧眼独注于德刑问题 ,其治国方略 ,以德治著称。但孔子并未否定法治的意义 ,而是持德刑并施 ,德主刑辅 ,先德后刑 ,德本刑末的观点。孔子之所以重德治 ,是由于他注意到了在德礼教化和刑罚政令两种不同政治环境下 ,政治主客体的互动存在重大差别。诸如抚禁之别、恩威之别、堵疏之别、得失之别、内外之别、乐苦之别、爱憎之别等     

“乱政作刑”考释

《左传·昭公六年》记子产铸刑书,叔向写信批评他,内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这段话是研究古法史的一条重要材料,经常为人引述。然而,究竟何为“乱政”?“禹刑”、“汤刑”、“九刑’指何而言?所谓“乱政作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迄今尚无圆满的解释。     

《尚书》“中德”法思想论

“中德”的法精神是《尚书》法思想体系的核心与灵魂，这一精神通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薪火相传，成为中华法文化的法魂。“中德”具有多层面的含义：在道德层面上，它宏扬社会全体组成人员大公无私、和衷共济的美德；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强调无过无不及的辩证原则；在目的论层面上，它主张因时制宜，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去实现永恒的正义。“中德”精神渗透在《尚书》法思想中，其主要体现是：1．刑罚的目的是“刑期无刑、发协于中”；2．法律实施的方法论原则是“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3．在德刑关系上。认为“有德惟狱”，“明德”就在“慎罚”之中；4．在法律正义的实现上，主张“惟良折狱”，注重司法官的良心和素质与法律精神的有机统一。     

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及其实践

慎刑矜恤思想发轫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发展于春秋战国,其在汉代又受儒家思想与阴阳学的影响开始系统化为“德主刑辅”,延至盛唐开始成熟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元明清各代皆于秉承并在前人基础上各有建树。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慎刑矜恤思想的总结探析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死刑观念论要

中国古代的死刑观念可以概括为复仇观念、刑罚报应观念、威慑观念、慎刑恤刑观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纵观中国古代死刑观念的发展,虽然其总体上向着宽缓、人道的方向发展,但在根本上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