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踩”与“踏”的同步构词

由于动词“踩”与“踏”同义,所以这两个动词与不同的、但同义的论元搭配时,会形成同义的复合词。并且与二词同义的其他足部动词与同一个论元搭配时,也会同步构词产生一些同义的复合词。掌握同义或近义词之间的同步构词现象,有利于我们掌握词汇系统,使得辞书编纂能够更好地注意收词的系统性。     

“鱼腩”义解

“鱼腩”是近几年新闻媒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 ,本文解释了“鱼腩”的意义 ,从汉语的开放性和民族文化心理角度揭示了该词的来源 ,并对它在实际中的使用形式进行了分析。     

宋"转踏"与"缠达"及二者之关系考

“转踏”与“缠达”是兴盛于北宋时期的两种重要曲艺形式。二者均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二者各自的体式特点和渊源流变,并分析比较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纠正了历来将二者视为一物的观点。     

“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的交互关系

仪式与族群存在交互关系,族群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需要仪式来强化,仪式的展演和传承需要族群成员的共同参与,为仪式符号赋予特定的含义,否则仪式就失去了储存文化传统的功能。富川平地瑶古老的“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存在深刻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富川平地瑶族群通过“踏祖公”仪式祭祀祖先和展演族群艰难的迁徙历史,使平地瑶间的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得以增强;另一方面,族群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祭祀仪式,在仪式过程中用“踏九州”“盘王出游”等为“踏祖公”仪式赋予特定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铜马非马——中国旅游图形标志“马踏飞燕”新解

"马踏飞燕"是件属于东汉时期的出土文物,现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人们往往从其具体形象上认定它是奔马和飞燕的造型.通过分析其历史背景,揭示出它是汉代崇龙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汉代龙凤文化进入和谐的时代写照.其马不是马,而是马龙;飞燕也不是燕子,而是凤.将"马踏飞燕"作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既体现了中国旅游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寓意着事业的龙马精神.     

环三峡地区民间“搭红”现象的巫文化解读——以大巴山区城口县为例

位于大巴山南麓的重庆城口县,南与巫山相连,北与秦岭毗邻,属于环三峡地区.其文化以巴文化为主,初以自然为神,继而崇蛇、崇虎,同时又受楚、秦文化影响.当地民俗自古尚巫,如今亦以“搭红”为突出表现.在大力提倡保护自然生态,维护社会安定,挖掘民俗文化,发展绿色经济的今天,从保护自然生态、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究当地的“搭红”民俗有着积极的意义.     

试论舞蹈表演之“合律”、“成韵”、“通神”

在中国古典舞表演的过程中,舞蹈动作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要"合律";舞蹈形象应表达与传递角色的情感,要"成韵";整个舞蹈氛围要具有美的意境,要"通神"。     

“阿注”、“阿夏”的走婚

纳西族婚俗,由纳西女人撑起了泸沽湖上的一方天。作为纳西族的一个分支,摩梭人至今保留着走婚制和母系氏族遗风,被民俗学家喻为“人类社会家庭婚姻发展史的活化石”。在这方与世隔绝的桃源之地,男不娶、女不嫁。男子夜间到心爱的女子家谈情、留宿,这便是“走婚”。所生的孩子归女方,父亲没有义务抚养孩子,而抚养的是自己的外甥,他的孩子则又由女方家的舅舅抚养。     

唐代长安大面、踏摇娘歌舞戏服饰研究

唐代长安歌舞戏服饰深受西域歌舞戏服饰的影响,其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戏剧服饰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新现象。以唐代长安歌舞戏中的大面、踏摇娘服饰为例,根据唐代长安与西域歌舞戏服饰艺术特征的对比结果,运用文献结合考古图像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唐代长安歌舞戏中大面、踏摇娘服饰的形制特征及其与唐人日常生活服饰之间的关系,阐释丝绸之路上唐代长安与西域在歌舞戏服饰方面的文化交流以及其传递的各种信息。     

从“自由之恋”到“桎梏之婚”——梭戛乡苗族婚恋习俗个案的田野调查

在长角苗人的传统生活中,自由恋爱是其较为普遍的恋爱方式。然而在婚姻缔结的问题上,绝大多数则体现为包办与买卖式的家长制婚姻。此种婚恋观的悖论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呢？这需要以长角苗人所聚集的梭戛乡陇戛寨为研究对象,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此悖论出现的根源。     

卵纹“八百”的原始意义

本文从《拾遗记》中拈出一个不被理解的语词──八百，通过民俗和原始文化的相互比证，说明＂八百＂的原始含义是男根和女阴的组合图纹，而两者的组合结构意义是男女交合。     

“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实践再思考

中西方法制发展史上都曾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一个"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论与实践演进过程。而"婚内强奸"犯罪化也正是我国法律界尤其是刑法学界热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存在着众多观点。对于这场学术之争的评述以及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基础的批判性探寻,可以有助于求解立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相关问题。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北宋歌舞形式"传踏"形成初探——兼论中国古代戏曲演进之轨迹

北宋歌舞形式"传踏"源于宫廷或民间艺人演出开始时表演的致语,"传"即传颂之意;"踏"即踏歌亦即歌舞相兼之意.后来文人宴集省略了致语,只创作一诗一词迎互循环的形式,故又称"转踏".当转踏只歌不舞时,转踏又称"转达".当传踏的勾队词和放队词演进为引子和尾声时,更称"缠达".最后简要勾勒了从传踏-鼓子词-唱赚-诸宫调-戏曲的演进之轨迹.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译、乐“合璧”：歌曲译配之途--歌曲译配策略之再研究

成功的歌曲译配,要求译词既能准确传递原词的意义、神韵、风格,又能谐韵合乐,这几乎将译词与配乐的关系定性为矛与盾的关系。这一矛盾的解决有赖于译配策略的指导。歌曲的基本译配策略包括：音译、谐音赋义、嵌套、绎译、转译、归化直译、归化意译和代偿功能等。歌曲译配的难度在于既要使译词保留原词的文学性,又要兼顾其音乐性,选择恰当译配策略实现“译”与“乐”的“双剑合璧”,才是歌曲译配的理想之途。     

对“形合”、“意合”的再认识——英汉对比与翻译

一般认为英语是形合语言,汉语是意合语言,翻译过程中需对译文中的衔接关系作适当的调整。但是,文献中对形合、意合的概念界定不严,对如何调整衔接关系的认识更加模糊。鉴此,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梳理了基本概念与论断,并进一步提出若干问题引发学术界继续讨论。     

浅析“招女婿”婚的文化内涵

从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眼光来看,婚姻制度不断演化,婚姻形态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婚姻仪式能否举行以及举行何种婚姻仪式取决于一定社会中的婚姻制度及其在其基础上变通的惯习,本文主要围绕“招女婿”这种婚姻形态,对它的文化内涵进行粗浅的探讨。     

“对合犯”之本土化新探

“对合犯”一词是个舶来品,从属于最广义的共犯之类型的必要共犯,而必要共犯的范畴又不同于我国的共犯,所以有必要引入“准必要共犯”、“准共犯”来解决我国刑法理论中共犯、必要共犯和对合犯的矛盾之处。另外,在对合犯双方均成立犯罪的情况下,总则中主、从犯的规定与分则的关系应当具体分析。对合犯的停止形态又应根据罪刑相同和罪刑不同的对合犯两种情况分别适用不同的判断准则。     

论郑玄“仲春婚月说”解《诗》之未妥

郑玄在有关《诗经》中《国风》和《小雅》九篇作品的笺释中屡申仲春之月嫁娶说。征诸文本语义,这些诗多与嫁娶无关,故其解未妥。郑说失当之成因有三:第一,对《周礼·地官·媒氏》的误读;第二,对阴阳学说的不当运用;第三,毛传秋冬结婚说的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