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第一调"中"第一人"--论苏轼《浣溪沙》的创作成就

<浣溪沙>是唐宋词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第一调",苏轼则是<浣溪沙>创作数量最多的"第一人".在<浣溪沙>的创作中,苏轼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艳科"格局,拓展了题材内容的表现范围,提升了词体文学抒情言志的艺术品格,而且在形式体制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艺术的表现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新.透过<浣溪沙>这一词调的创作,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苏轼对宋词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几首苏东坡词编年考

对苏东坡词<浣溪沙>三首、<临江仙>一首、<双荷叶>一首、<减字木兰花>一首的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证.     

南宋时期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

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吕祖谦选编<古文关键>首先从整体上理清了"八大家"的师承关系,在<总论>中以"八大家"作为唐宋散文的代表.其后楼昉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周应龙的<文髓>等文章选本都以辑录韩柳欧苏等人的散文为主,八大家作为古文流派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一首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读余光中先生《乡愁》

乡愁,是中国诗歌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的<乡愁>就是其中最情深意长、婉转动人的一曲.从诗的特质方面来说,<乡愁>是自我与非我的情思契合,是时空的跨越,是心灵的现实化;从诗的形式方面来看,<乡愁>一表现为结构美,二表现为音乐美.因此,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可以说是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

从"五至"说的比较来看,<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并非抄袭<礼记>而来.     

《小城之春》与《湖畔奏鸣曲》、《廊桥遗梦》的比较——兼谈费穆《小城之春》的世界意义

本文对<小城之春>(中国)与<湖畔奏鸣曲>(前苏联)和<廊桥遗梦>(美国)等电影作品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三部影片在情节框架、人物关系、主题和艺术风格方面基本相似.<湖畔奏鸣曲>和<廊桥遗梦>的创作受到<小城之春>创作的影响,但两片又是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生动活泼的电影创作.<小城之春>开启了家庭与婚姻方面感情与责任之关系探索的先河,是爱情题材影片创作的一种深化.它是一部诗电影,是世界诗电影创作进入成熟期的代表性作品.     

新《会计法》的两大取向

与原有的<会计法>相比,新<会计法>强化了市场取向和责任取向,使之成为一部比前者更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法>.其市场取向并不彻底,责任取向也不全面,因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天庭雅韵与鬼域悲音--济慈的《夜莺颂》与爱伦·坡的《乌鸦》比较研究

出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诗人从未停止过对理想世界的渴求.在济慈的<夜莺颂>和爱伦*坡的<乌鸦>这两首咏鸟名篇中,诗人都想借助鸟儿的歌声,避开现世烦忧,到美的世界中寻找精神家园.但两位诗人对理想乐土的理解不同<夜莺颂>中,诗人诠释了一个充满和谐之美的世界;<乌鸦>中描绘了一个幽怨悲怆之境.两首诗在艺术特色上也不尽相同济慈的<夜莺颂>有如天庭雅韵,婉转悠长;而爱伦*坡的<乌鸦>恰似鬼域悲音,惊心动魄.     

论闻一多《死水》的审美价值

<死水>是闻一多先生的代表作.读<死水>,只有纠当时人不重其思想内涵之偏(<死水>是一首愤激的爱国诗);也纠闻先生辩解自己"没有技巧"之偏(<死水>贯彻了诗人"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的诗歌主张),才能真正领会<死水>的审美价值.在借鉴西方诗歌绘画理论的同时,闻先生又提倡恢复"对旧文学信仰"及中国古典诗画意境之传统,因而在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及局限(全盘西化而导致传统文化断裂的今天,闻先生的主张更见其卓越之处.     

《周易正义》题作"《周易兼义》"小考

唐孔颖达所撰<周易义赞>始以<周易正义>刊行.从宋至清,<周易正义>又题作<周易兼义>.后人对其间缘由多所探究.清代学者阮元认为<周易正义>之所又题作<周易兼义>,是因为宋人将单行之义疏与经注合刻题称"兼义".其说源流清晰,与诸家著录相合,最为可信.     

相和歌概念新解

重理相和歌概念使用历史及其与清商曲的关系,可知汉魏六朝时,相和歌特指汉相和曲;经唐宋逐渐扩展,终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含括多类的概念模式。古人把在曲辞及表演体制、艺术形式上与汉相和曲有密切渊源承续关系的相和引、吟叹曲、四弦曲、诸调曲等都归入相和歌,是符合相和歌历史实际的,体现了古人对相和歌动态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合理总结,令人对相和歌概念范畴的争议莫定正是缺乏辨证分析与动态理解的结果。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唐代声乐艺术发展水平的历史定位

唐代音乐的发展对歌唱技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曲子音乐在唐代得到蓬勃发展;隋唐燕乐又有新的发展;立部乐与坐部乐的划分;出现了歌舞戏、说唱音乐。音乐文化的繁荣为声乐艺术提供了发展机遇,出现了众多高水平的歌手,产生了划时代的声乐技术理论。唐代是我国声乐技艺由远古的蒙昧时期向中古的开发时期转化的关键时期,唐代声乐艺术的发展为宋以后歌唱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论“北宋风流”——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北宋词的特征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极力称赏北宋词,谓之"北宋风流".静安先生自己也承认,北宋风流的本源则来自于晚唐五代,盖因其"真"与"广",加上作词的自然摇曳,便构成了北宋风流的本质.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

唐宋时期死刑执行方式是由绞、斩发展到重杖处死和凌迟的流变过程;执行程序亦由“三覆奏”向“一覆奏”发展。通过对唐宋时期的死刑数量的考辨,能够得出唐代的“刑措”是不实之论;而宋代由于“减死配流”制度的存在,也绝不是一个刑杀数量偏多的时代。唐宋时期死刑的文明程度是受皇权司法、礼制和人们的政治观念影响的,其执行方式尽管有野蛮化的表现,但其程序上却日趋完善和文明。     

“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赵宋的“祖宗家法” ,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宋朝“祖宗家法”的提出 ,与宋人在讲求义理的新形势下对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关 ,也与唐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士大夫家族对于“正家之法”的重视有关。循故事、沿祖制治国 ,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赵宋统治者强调“继述父祖基业” ,“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 ,既是标榜“家国一体” ,祗奉祖制的结果 ,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 ,它从根本精神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